31.12.17

个人简介

拿督谢诗坚博士(笔名“飞扬”)是名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1945年生于马来西亚槟城,祖籍广东大埔。毕业于韩江中学、新加坡南洋大学历史系肄业、获南京大学文学硕士、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公共行政)硕士及厦门大学文学博士(相关报导) 。自1966年起,即从事新闻工作达25年,诸多文章散见各大报刊。1978年获槟城政府颁发服务有功勋章PJK;1980年获国家新闻从业员新闻写作杰出表现奖,并于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在2009年获得由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财富时报》社、凤凰卫视等单位共同举办的“2009年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同年也获得由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为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其中一人。马来西亚共有七人上榜,出版《静水深流》一书以资纪念。

拿督谢诗坚博士历任《星洲日报》记者;《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联合报业集团》社长兼总编辑。先后出版十本著作:《采访外集》(1970年)、《采访二集》(1973年)、《诺贝尔奖金得奖人—杨振宁博士旅马言论集》(1977年)、《柬埔寨的悲剧》(采访三集)(1980年)、《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1984年)、《林苍祐评传》(中英文版)(1988年)、《巫统政治风暴》(1999年)、《血腥风暴(以巴千年恩怨)》(2003年)、《大马50金风云人物》(2007年)、《中国革命学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2009年)。其学术论文包括《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等等。


目前担任韩江学院名誉院长、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韩江三校董事会总务、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总会长、槟州客属公会会长及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委员会主席等职。
历史
1966年加入「星洲日报」担任记者
1971年转入「星槟日报」担任编辑
1973年开始撰写“社论”,前后共达13年
1974年升任「星槟日报」执行编辑
1975年升任「星槟日报」副总编辑
1976年升任「星槟日报」总编辑兼总主笔
1985年离开「星槟日报」合创「联合报」(三日刊)出任社长兼总编辑
1989年协助复办「星槟日报」,继续领导「联合报」集团报刊出版,担任社长兼团总编辑。
1990年弃笔从商,创设「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有限公司」,担任董事主席兼总经理职,专营中国成药,保健品及药材茶叶土产业务至今。
1998年应「光明日报」之邀,重新执笔,定期撰写时事及历史评论文章,其笔锋之健,资料之丰富和理论之大胆,已赢得口碑。
2002年应《号外周刊》之邀,每周开始发表专栏文章。
2004年受《南洋商报》之邀,每周编写专栏,内容为时评为主。
2004年荣膺马来西亚州元首封赐为DSPN拿督头衔。
2004年先后考获中国南京大学文学硕士及厦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行政)硕士。
2007年考获中国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拿督谢诗坚博士在中学期间,就开始从事文艺创作,曾夺得全国华文作文比赛第三名,从而加强其从事文化工作的信念。

拿督谢诗坚博士系报人出生,长期的记者生涯,使他具备了丰富的见识和深厚的学养。
在其处女著作《探访外集》序言中,前《星槟日报》总编辑林珊珊称道他是一个能“运用脑子的记者,是以新闻形象事实之报导外,还去寻求其来龙去脉、内幕秘闻和有关系的种种事物,分析解剖,即所称为特写。要从事此项工作并不容易,若没有高深学识和文学素养,也会有志莫逮。因为对问题不会深入观察,中肯入微,而笔下流露,又不会穷形极态,淋漓尽致,使人读后索然无味,複何足贵。谢诗坚是一位能兼运用脑的记者,博闻强记,写作不倦,是我敬畏的青年朋友。谢诗坚在新闻工作之余,还对马来西亚及东南亚等国的政治、历史、人物做过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柬埔寨的悲剧》、《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林苍佑评传》、《巫统政治风暴》等学术专著。

为使网友阅读其评论文章,特将刊载于《光明日报》、《南洋商报》、《号外周报》、《中国报》及《光华日报》之文章及作者之学术论文一併上网,希望各界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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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诗坚博士人生三部曲:报人学者儒商 才华洋溢


文: 陈锐嫔

(韩视网报道)韩江学院名誉院长的谢诗坚博士兼韩江三校董事总务拿督谢诗坚博士的人生三部曲,先以优秀报人,进而杰出学者,而后摇身一变为成功儒商!

以下是他在《马潮联特刊人文汇集访问特辑》里的一篇访问稿,分为乡情篇、贡献篇及成就篇,叙述了谢博士半生的奋斗及拼搏精神。

乡情篇
马来西亚资深报人兼著名时政评论家拿督谢诗坚博士原籍广东大埔,先父谢胡添从中国南来后,在槟城开药材店。童年在药材店生活的影响了谢诗坚,促使他在离开报界后,投入中药生意,创出一片天。
客家人处处为家,大埔在地域上,也属潮州一员。父亲为客家人,母亲为潮州人,谢诗坚同时吸收了客家人刻苦耐劳以及潮州人打拼创意的精神,他尤其谨记的是父亲提倡的“耕读传家”精神,即农忙时要耕田种地,赚取生活所需;农闲时就浏览书籍,汲取精神养分。
谢诗坚非常惦念乡情,除了曾经回中国寻根外,更在中国进行投资。中国成药药酒中心代理进口的产品中,中国产品占了很大的比重。
谢诗坚指出,身为海外华人,看到中国强大,心里感到非常欣慰。“这种情怀是出自纯粹的民族情感,而不是区分他者的种族主义。”他说,可以回到中国寻根,心灵得到了慰藉,这样的感情,年轻一辈或许无法感同身受。
贡献篇
拿督谢诗坚博士曾就读于韩江小学与韩江中学,在韩江中学求学期间,谢诗坚是《戏剧研究会》的主席,当时的戏剧研究会会员共有800余名,占全校3千余名学校的25%,是校内最大的学会。
韩江中学高中毕业后,谢诗坚就到南洋大学深造,修读历史系。他感念韩江给他的知识启蒙与养分,于1994年进入韩江董事会,积极投入办校行列,拓展华文教育、传承中华文化。
韩江学院在2000年开办后,谢诗坚被委任为名誉校长及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为了可以在这个新职务上有更好的发挥,好学不倦的谢诗坚毅然决定重拾书本,在繁重的生意以及繁忙的社团活动中抽出时间做学问,前后六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两个硕士以及一个博士学位。
另一方面,谢诗坚于1996年接掌客属公会会长的职位后,满怀热枕地推动客家事务,成功在槟城打造第一个全马首创的客家文物馆。此外,他也积极策划在浮罗山背建设客家村及客家文物馆。
有鉴于谢诗坚在过去不断积极推动及发扬客家文化,不间断搜集客家人南来槟城的历史资料以及种种历史足迹,对传承客家以及中华文化方面贡献非同小可,所以在2009年,他被台湾行政院提选成为20名东南亚客家精英的其中一人,主办单位更拉摄影队伍队到槟城与他进行访问。
成就篇
拿督谢诗坚博士在不同阶段,从事不同的行业,都有杰出的成就。年少时期,他是优秀的新闻人;离开新闻界后,他在商界取得一定的成就;而目前他是一位带领韩江学院创造未来的荣誉院长,也是大马赫赫有名的时事评论人。
谢诗坚从1966年开始就投身报界,起初是《星洲日报》的记者,因为工作表现突出,在29岁的时候,他已经是《星槟日报》的总编辑。1985年,他和新老板理念不合,离开了《星槟日报》并用24万令吉创办《联合报》。《联合报》在1988年的销量每期有55千份,成绩傲人,这促使董事会决定把停刊的《星槟日报》顶接下来准备复刊。但是顶接与复刊的过程并不顺利,不止面对《星槟日报》旧员工的抵制以及要求解决薪水的问题,最后更因复刊后员工士气低迷及广告赊账收不回的重大打击下,谢诗坚最终忍痛把自己创办的《联合报》出让,在1989年封笔离开报界。
在投入新闻工作的25年间,谢诗坚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也见证了大马政治的风暴与演进。他把这些年的见闻化为文字,出版了多本历史性的著作,为马来西亚的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记录。
谢诗坚封笔10年后,在1999年在《光明日报》的邀请下重新执笔。经过10年的沉淀期后,他的观察与文笔更见锋利,所撰写的时事及历史评论文章,因为笔锋锐利、资料丰富、见解独特,目前已经是大马评论界举足轻重的作者。
自从离开报界后,谢诗坚弃笔从商,创设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有限公司,从此在中药界中创出一片宽阔的天空。其实,他从小在中药店长大,对中药材并不陌生,决心投入中药生意后,他亲自前往国外引进中国、日本、香港和台湾等地的药材和药物,因为引进的产品功效卓越且经营得当,在短短的一年内,谢诗坚不但把办报的亏损都赚回来了,也奠定了自身在商界的地位。
投入商海的他,依旧面对风浪,但是危机就是转机,在1997年突如其来的经济风暴中,市场讯息敏感的他已经察觉,提前将业务中心移向上海和安徽,在当地设立基地和研究中心,并将业务联系至广东、福建、河南和吉林等省市。
目前公司专营的“健之花”产品,是公司的人气产品,多年来备受顾客信赖与拥护,使到公司业绩扶摇直上。由于所有的产品都已经取得马来西亚卫生部的注册准则及达致良好生产准则水平,未来发展的空间无可限量
拿督谢诗坚博士担任职务
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
韩江三校董事会总务
马来西亚七大乡团工委会副主席
马来西亚客联会署理总会长
槟州客属公会会长
槟州中华总商会慈善基金委员会主席
中国吉林大学文学院客座教授
中国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客座教授
拿督谢诗坚博士学术成就
2004 考获中国南京大学文学硕士
2004 考获中国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行政)硕士
2007 考获中国厦门大学文学博士
学术论文:
《马来西亚槟城州华人主导政权的研究》
《“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对马华新文学的影响》
《中国革命文学影响下的马华左翼文学》(1926-1976
拿督谢诗坚博士荣誉榜
1980马来西亚新闻从业员新闻写作杰出表现奖,
2004年荣膺槟州元首封赐DSPN拿督勋衔
2009年获得中国中华十大财智人物突出贡献奖
2009年荣获台湾行政院客委会遴选名列东南亚客家精英
转载自《韩视新闻中心》http://www.hctvnews.net/hc_web/php_hc_read.php?n=22582

中国成药药酒中心庆祝银禧

谢诗坚:健之花产品再攀高峰
公司网址:http://www.health-flower.com/ (产品资料)

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董事长拿督谢诗坚博士是位博闻强记、笔耕不辍的资深报人,长达25年的新闻工作,数以千篇文章见诸报端,奠定了他政治评论家的学者地位。 他的高深学识和文学素养,闻名遐迩,孰不知他在文坛上名气响当当,在成药商场上也是长袖善舞、经商有道,屹立中药界25年,两者相互辉映。

为配合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25周年银禧纪念,拿督谢诗坚接受《光明日报》的专访,特为其专营"健之花"中国成药、保健品及药材等业务作个总结,细说从头。

话说当年,虽历经60年代进入报界且曾办报,但由于自小追随来自中国的先父谢湖添左右,于其设立在霹雳的药材店内耳濡目染,本身兴趣使然在中医中药致力钻研,故于1982年创设该公司门市部。

他透露,嗣89年,离开《联合报》毅然弃笔从商,公司转型步入进口货物经营批发市场,全面进攻药业。 来到1992年后,其公司进而迈向国际化,与中国、日本、香港厂商联营成为合作伙伴,药品种类繁多,一应俱全。

他忆称,虽然1997年的一场经济风暴突如其来,货币贬值约40%,但洞悉先机的他来个改弦易辙,将业务重心移向上海和安徽,设立基地和研究所,并将业务延伸至广东、福建、河南和吉林等省市。
谢诗坚欣慰表示,有道是"危机即是转机",当年所打出的"健之花"品牌,提出"健之花商标,信心的保证"的口号下,备受顾客信赖和拥护,远近知名,业绩扶摇直上。

紧接著该公司随著政府卫生部医药管制的步伐,逾百种药物都在公司名下注册,换句话说,产品进一步取得MAL卫生部注册准证及达致GMP (良好生产准则)水平。 "幸好公司设立已有一段长时间,否则在摸索上不易成事"。他如是表示,拥有准证,当可为原有的产品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他向记者列举该公司的5大类产品,基本上计有:
(1)治疗药;
(2)治顽疾的慢性药物;
(3)保健品;
(4)外敷药及;
(5)卫生用品如牙膏、洗发水和肥皂等。

而公司最具代表性的高档产品,举其荦荦大者,首先有AHCC植物多糖,它具有高免疫功能,有针对性,对人体恢复健康,延年益寿裨益极大,十多年来,服用者不绝,足以佐证。

血管阻塞心律失常 謝詩堅用山海丹攻克


现年62岁的谢诗坚坦言因本身于1993年初发现心律失常,曾在《槟安医院》作血管扫描,诊断出共有2条血管阻塞,当时医生建议需要开刀。 惟在中国寻访名医后,著名医师向他献议服用"山海丹"胶囊,他从善如流。在服用了两年之后,病情大大改进。再从医院的血管扫描中,一条血管阻塞率已由75%减至30%,另一条则从95%减至25%,令医生也大感意外。

他说"山海丹"不只在过去10年来改善他的病况,更无需花费开刀,证实了其功效。

记者认为由他现身说法,确是恰当不过的。 "山海丹"是复方中药制剂,是该公司针对性产品,保护心脏及控制胆固醇偏高。

他说,于1993年5月份他又发现左耳失聪,在经过MRI磁力共振扫描后,医生确定这次非开刀不可。

他为此走遍中国广州、福建、上海及吉林寻找脑外科医生,至终是在广州南方医院动手术,将脑内的肿瘤取出。返国后为使脑力保持如常及防治脑血管阻塞,经服用"脑血康口服液"后,也证实了它的功效,对中风疾者也有其效果。

此外,"抗脑衰"可帮助加强记忆力,其他治疗肾结石和内外痔的中药,都是公司有口皆碑的产品。 其他,如长白山中国灵芝、人参丸、珍珠乌鸡白凤丸和冬虫夏草等,销售网遍及东西马及新加坡,以上种种皆是高品质的保健产品,也都有本国卫生部发出的准证。

中藥走向專業化
为使中药走向专业化,该公司长驻医师林美芳女士,是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师,毕业后多年师从福建中医学院院长杜建教授及其他名中医教授,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公司内向上来门市部问诊及惠顾的病患者介绍良药,使得顾客深具信心,有助于公司业绩的起飞。

她也是该公司的执行董事。 林医师早期曾相继患上淋巴癌及甲状腺癌,经过电疗动了手术痊愈后修读中医科,今学以致用,为社会上贫病人士作出极大贡献。

该公司新一代产品代言人谢书敏,致力使中药走向现代化,更是《健之花》的推销人才。



该公司亦是全马首家于1990年开始率先引进来自中国的正规中医师及教授为各界进行临床及讲学的先驱,拿督谢诗坚认为这么做确有助于提升本地人对中医中药的信心。 他说期间每3个月轮值一次,总计有70多位来自中国的中医师在槟城及吉隆坡驻诊。 他开了先河,也蔚为一种风气。如今马来西亚政府也开始重视中医中药的辅助性功效,令人欣慰。 他说,当时他也曾为有关中医师出了五、六本书刊,加强社会人士对中医的认知和了解。

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位于槟榔律257号一楼(即Mydin超市对面楼上)。
(257 1st Floor, Penang Road, 10000 Penang)
电话:04-261 5578 传真:04-262 1321
电邮:cpmcheah@gmail.com
网址:http://www.health-flower.com/

18.12.17

历届巫统党选高职“内中有定”?

在巫统的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主席及署理主席在来届的党选中不受挑战。换句话说,行将在2018年中之后举行的党大会,纳吉及阿末扎希将分别在不受挑战下当选主席和署理主席。
这是巫统成立以来(1946年)就有的传统,但不是每一次的党选高职都没有竞争的。不论有没有竞争都是有其用意的。
例如自从东姑阿都拉曼于1951年接任巫统主席后,其副手拉萨就没有受到挑战,一直到1970年东姑下野为止,因为拉萨是不变的接班人。
在拉萨之后,其副手也是按序上位的,先是依斯迈,后是胡先翁。党主席有权力安排接班人。
但在胡先翁于1976年接任首相(因拉萨病逝)后,他在1978年的党选首次发生党主席面对挑战,这个人就是巴勒斯丁(槟州议长),其目的就是要挫胡先翁颜面,明知不能胜而为之。结果是胡先翁大胜,而马哈迪在不受挑战下顺利出任署理主席。
1981年胡先翁退休,由马哈迪接棒时,后者不对署理主席作出安排,而是让慕沙希淡及东姑拉沙里争夺第二把交椅(其实是暗中支持慕沙上位)。在慕沙希淡胜出后,他成为副首相。接着在1984年的党选又是慕沙面对拉沙里争老二。后者再败下阵后,慕沙虽继保住副揆位置,但他和马哈迪之间已有了心病。
1987年的党选,更是爆发了巫统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风暴,由东姑拉沙里及慕沙希淡结成的阵容被称为B队(这两人的合作让许多人跌破眼镜,本来是一对冤家,怎么竟走在一起)斗马哈迪?
马哈迪无疑是他在巫统党内面对的第二次生死挑战(第一次是在1969年的“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他公开促东姑辞职,结果招致被开除党籍。如果不是拉萨在1971年将他迎回巫统,马哈迪不会有后来的成就)。
最后的开票(1987424日)是马哈迪胜了拉沙里一个马鼻(761票对718票),蝉联主席;而署理主席则由嘉化峇峇击败慕沙希淡(739票对699票)。这就是说,马哈迪的A队取得胜利,B队人马也就离开巫统另组46精神党。
不料东姑拉沙里“雷声大,雨点小”,1990年的大选结果是国阵(马哈迪)大胜,东姑拉沙里黯然神伤。在这之中拉沙里的一员大将阿都拉未随前者离开巫统,而是回归马哈迪,才有了后来的机会接替马哈迪的相位(2003-2009)。
自从马哈迪大胜后,安华也名声鹊起,在党内影响力不断扩大,因而在1993年党选时,安华以所得的红票(即根据提名的区会的数目发送红票给候选人)气走嘉化峇峇,迫使后者知难而退。就这样安华自动当选署理主席,也被委为副首相。安华的目的就是要上位。
但马哈迪对安华的过速上位,且又在那年组成“宏愿队伍”有所不满。
所谓的宏愿队伍以安华为首,成员有纳吉(现任首相)、莫哈末泰益(雪州务大臣)及慕尤丁(后来的副首相)。
1996年马哈迪运用他的权力拆散宏愿队伍,他把阿都拉放回角逐副主席而胜出,挤掉慕尤丁。
因此当安华在1998年被马哈迪革职后,马哈迪就选阿都拉担任副首相。
因为阿都拉在2008年领军参选失利,被马哈迪逼下台,换上纳吉(2009年)掌权,他起用了慕尤丁为副手。讵料在2016年又闹翻,再加上原副主席沙菲益也退出巫统,致使巫统高层出现“真空”而成为党内高层争上位的机会。
本来有消息说,纳吉准备提前提拔其表弟希山慕丁成为副手,因而先委任后者成为特别任务部长。
在面对大选严峻的局势挑战下,纳吉只好按下党内的矛盾与内讧,于是主席与署理主席不打,甚至连第一副主席也似乎是非希山慕丁莫属(有竞选但有期望)。
若连副主席也有“预留”的话,就知道谁是未来的真名天子。
刊登于2017年12月18日《号外周报》第868期

15.12.17

耶路撤冷又起风云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26日宣布承认耶路撤冷(Jerusalem)为以色列的首都,引发伊斯兰国家;尤其是中东国家义愤填膺,纷纷发表声明给予强烈的谴责,并促请特朗普收回成命。
说起以色列,大概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有一支小小的闪族部落开始向北移动,希望找到一块肥沃的土地定居下来,他们在族长亚伯拉罕的带领下经过广阔的巴比伦平原,沿着阿拉伯的沙漠的边缘向西走去,最后渡过约旦河,来到已有迦南人居住的巴勒斯坦(迦南人已在这个地方过着游牧生活,约在公元前3000年就有迦南人建立了“迦南国”)。
迦南人不喜欢这支外来的族群,把他们称为“哈卑路人”(Habiru),意为“渡河而来的人”。后来“哈卑路”一词慢慢变音,而成了“希伯来人”(Hebrew)。
当阿伯拉罕率众来到“示剑”(今纳布卢斯城附近),上帝耶和华向他显现,并称要把这块土地(巴勒斯坦)赐给他和他的后代。虽然希伯来人住了下来,但也经常与迦南人发生冲突。在他年过半百时,阿伯拉罕得一子,取名“以撤”。而后“以撤”生个儿子取名雅各。传说中雅各与各天神角力而得胜,被赐名“以色列”,意为“与神摔过跤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人也叫以色列人。
后来因为迦南发生严重饥荒,希伯来人向西迁移来到埃及,定居在尼罗河畔的歌珊。约在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1200年),埃及和法老(国王)强迫希伯来人沦为奴隶。在不堪折磨下,当时的首领摩西率众出走埃及,越过红海进入了西奈半岛。摩西也在此时立下了著名的“十诫”,只信耶和华,定名为犹太教。而以色列人之所以又被称为犹太人是因为中文的翻译接近犹太。在后来这个宗教也收服了迦南人。
在公元前11世纪(即公元前1000年),有一个来自地中海的民族—非利士人向迦南地区扩张,并将之称为巴勒斯坦(Palestine),意为非利士人(Philip)的土地。此时希伯来人不得不团结起来抵抗非利士人的进攻。由“扫罗”君主建立了统一的“希伯来犹太王国”。犹太教也成了“国教”。
到了公元前10世纪,名为大卫的将领在南部崛起,更在“扫罗”死后成为“希伯来(犹太)王国”的君主,并成功地赶走非利士人。再进一步,他将耶路撤冷定为犹太王国的首都。
在公元前970年,继位的所罗门国王的其中一项功绩是在耶路撤冷建立第一座“犹太教圣殿”。
但在公元前930年后,希伯来王国分裂成二,其一是以色列国,其二是犹太王国。但在公元前722年以色列国被强大的亚述帝国(今日的叙利亚)所消灭,而犹太王国继续生存。不过在公元前586年再被巴比伦帝国(今日的伊拉克)所消灭,数以万计的犹太人成了巴比伦的囚犯,从事苦力劳动,备受虐待。与此同时,巴比伦帝国也摧毁犹太圣殿。
在公元前538年,崛起的波斯帝国(今日的伊朗)征服了巴比伦帝国,解救犹太人回巴勒斯坦,也协助他们重建犹太圣殿,于公元前516年完成,是为犹太第二圣殿。
公元前164年,犹太人趁希腊帝国的衰败,自行重建马克比王国(哈斯蒙尼王朝),首都设在耶路撤冷。但因内部权力斗争,终于在公元前63年被罗马帝国所征服。在公元70年犹太人第二圣殿又被摧毁,仅留下一道残墙(今日仍存在,被犹太人奉为“哭墙”)。从此犹太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民族,在世界各地流散,历时2000年。
在这个时期一位犹太人耶稣创立了基督教,后来人们将公元元年作为耶稣的诞辰日算起(但耶稣出生日含糊不清,有者将其出生定为公元前6年至公元30年)。这个宗教在后来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公元312年)。遗憾的是,耶稣因不愿拯救犹太教而被上层族人视为“背叛”犹太人而被犹太教单位(上层社会)交由总督彼拉发落,后者认为他有煽动之嫌,乃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此时是公元30年(基督教尚未被承认为国教之前)。
可是下层的犹太民族却视耶稣为救世主,乃加入反抗行列,终于在公元52年耶稣为救世主基督教的创始人。在他死后三天复活成为神,因此基督徒特别重视复活节。今天在耶路撤冷留下的圣墓教堂及耶稣上刑场的苦路已成为基督教的遗迹。
到了公元7世纪,由先知穆罕默德创立的伊斯兰教于公元622年在沙地阿拉伯诞生。继后在公元661年倭马亚王朝(回教国家)的穆阿维叶拿下巴勒斯坦,这样一来,巴勒斯坦也开始回教化了。于是兴起的回教帝国将耶路撤冷视为第三个回教圣地(他们在耶路撤冷建了阿克萨清真寺及圆顶清真寺),第一个是沙地阿拉伯的麦地那;第二个是麦加。
不过罗马教庭对耶路撤冷的回教化是不苟同的。于是欧洲国家以基督教为核心,高举“十字军东征”的旗帜(由法国、意大利和德国组成,共有后3万名军人),在1099年占领耶路撤冷,回教徒成为不幸的受害者,犹太人同样也被对付。
直到公元1517年奥斯曼回教帝国崛起,才打败君士坦丁(西罗马帝国)而称霸欧亚于一时。
到了20世纪的1922年时,英国已被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承认拥有对巴勒斯坦的统治权,也就提出“贝尔福”宣言(英国外相之名)(1917年),基本上同意犹太人在巴勒斯坦立国。
不幸的,在1939年又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在战争期间,又有600万犹太人被希特勒屠杀。
为给犹太人一个地位,联合国于1947年通过以巴分治方案。这对犹太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但对阿拉伯国家是另一个灾难的开始,也就当犹太人于1948年宣布在巴勒斯坦(被联合国分配的土地)建立以色列国时,阿拉伯国家群起发动中东战争,因为它们不允许犹太人进入中东“搅局”。
可是经过五次的“中东战争”,其结果是阿拉伯国不但占不到好处,反而丢失土地,最可怜的莫过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已被称为巴勒斯坦人)土地越变越小,甚至整个耶路撤冷已被以色列占有(1967年中东战争时,拿下约旦控制的东耶路撤冷)(联合国议案是耶路撤冷由联合国共管100年,但以色列强行占有之)。
表面上看来无大事,但谁知后果是什么?甚至连特朗普也不知道。

刊登于2017年12月14日《东方日报》

13.12.17

细说韩江(十) 黄赐兴克绍其裘

当年我们复兴“韩江新闻广播学院”时,没有想到在一年之内就成功地拿到教育部的批文:“韩江学院”正式诞生了。但我们还得向槟州政府及市议会申请“操作准证”。
由于韩江中学有现存的硬体设备,经过一番装修后,就在2000年的正月,韩江的上空开始飘扬着韩院的旗帜。从此“连理园”内增添更多的朗读声,有儿童清脆的声音;有少年的嬉笑声;还有已成长的青年来到韩院追求一个“韩江梦”。
什么是“韩江梦”呢?我在2000年韩中庆祝金禧五十周年的前夕,与一批校友在礼堂欢聚一堂。我说我们的先贤因为敢作梦,所以在80年前(1919年)创办韩江小学;而后在50年前(1950年)又创办了韩江中学;接着在1年前(1999年)我们又用一个坚定的信心迎来了“韩江学院”。这是我们“第三个梦”。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编织“第四个梦”,这个梦就是再用15年的时间将韩院打造成“韩江大学”。
为什么要用15年?因为在那个时候,早我们一年取得准证的“新纪元学院”的董事长郭全强(董总主席)说要用十年的时间把新纪元发展成大学,而我们才刚刚迈出办学的第一步,应该不会在十年内就梦想成真。于是我们就放眼用15年来实现一个伟大的理想。
我们的信心是韩院的学生不断增加,师资阵容也加强了;更难能可贵的是我们与西方的大学(英国、澳洲等国)建立了双联课程,也与中国及台湾的大学签订了双向合作。换句话说,韩院正逐步与世界接轨。
因为陈国平已担任董事长15年,也就坚持要退下来。结果我们物色了和推荐韩江校友,也曾担任潮州会馆主席的黄赐兴接班,这是2011年的事。那一年韩江中学的学生仍未能突破一千名,必须要想方设法将之振兴。而韩院的逐年成长也令人感到欣慰。它的最大特色是重塑了韩江新闻传播系的形象,成为远近学子报读的学院之一。根据统计,韩院的学生平均超过30%,甚至接近40%是攻读传播系的;而中文系及商学系和多媒体学科之设也逐渐多元化;尤其是在2010年时,我们出版了韩院创校十周年特刊(2000-2010),内中详细地介绍了韩院十年来的风程雨路。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6年时,应南方学院之献议,邀请新纪元学院及韩江学院共同探讨三校合办大学的可行性,这是南方的郑良树教授提出的建议,他是以“香港中文大学”是由三院合并而成作为实例,希望马来西亚也能促成三院合在一起。
我们也曾讨论到三院要共用一个校名的课题,当时比较能被接受就是三院向教部申办“联合大学”。但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做起。毕竟各校有本身的问题,包括校产问题、董事会组成问题、成立了大学后三院是否仍然存在?及彼此间又如何协调?
后来这个千头万绪我们还是理不出来。到了2007年,三院决定“停止”再议联办大学事宜,因为找不到合作的起点,唯一相同的是,三校都具有民族教育的背景,只是这个背景也无法消除彼此存在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困境。
在这之后,我们也自我探讨如何再上一层楼,但没有足够的条件,只好寻求和提升学生有更广的出路。我们的努力也没有白费,除了在2013年开办3+0课程,让韩院生在校内修完澳洲及英国大学的课程而取得学士学位外,韩院也与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及传媒大学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2013年时,我们发现到南方及新纪元已开始申办大学,虽尚未获准,但已积极筹备中。这件事也促使我们不得不快马加鞭,碰巧首相在四月间(2013年)莅临韩江,我们趁此良机向他提出想要申办“韩江传媒大学学院”的可行性,他有问是“传媒大学”吗?我们答是,因为国内尚无一间传媒大学,而且这类的科系课程很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
结果他在第二天就十分认真地宣布在原则上同意我们提升为传媒大学,但要我们提出计划书。
我们用很短的时间完成计划书,分别呈给首相及教长。但在2014年中的时侯,我们被告知手续还不完整,需要我们完善申请书。此时韩院的学生已近千名,也有外国学生,也就很有信心获得邀请升格。这一回的召见是在2014年中,除了教育部官员外,也有来自各大学的校长和教授,约莫20余人齐集一堂聆听我们的汇报。这汇报会约历时2小时,教部副秘书长叫我们回去等消息。不出几个月(201411月)我们接到公函批准升格大学,但要在201811月前符合各主要条件,计有缴足资本要达1500马币、教师要有15%达博士学位、有约10%的外国生等等。
终于在2017年的1025日,韩院接到批准函得以升级成为“韩江传媒大学学院”。
其实我们也曾向首相解释申办传媒大学的因由,其一这是韩江的“金字招牌”;其二马来西亚尚未有一间传媒大学;其三这类人才有广泛的出路;尤其是进入高科技的时代。
2011年到2017年的六年内,在陈国平的辅助下,黄赐兴在克绍其裘下,也得偿夙愿,为韩江圆了一个大梦(假如说习近平有两个中国梦,那么韩江共有四个梦都先后落实了)。
(有关韩中的学生为何会飙升至1800名,因篇幅有限,容后再说)

(完)
刊登于2017年11月15日《光华日报》

细说韩江(九) 后期培养六位总编辑

回顾1978年到1988年韩中的新闻专修班虽然规模不大,但确实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专业人士。
当我们在201178日迎来了这一批离校二十多年的同学时,我们对这些百余名的“学子的回归”感到意外的惊喜,我们不但很久没有见面,而且也因失去联系而不知道他们生活过得怎样。
终于他们用“黄金十年,快乐回家”作为主题,并与当下正在攻读文凭班的学生交流,答了一些工作性质的问题。我感到欣慰的是这一批旧同学的表现竟然青出于蓝胜于蓝。当我回顾七十年代有四位韩中校友出任四间华报总编辑时,没有想到江山代出人才,过后他们的成就不逊于七十年代的学长,更是凌驾于我们。例如仍在《星洲日报》担任总编辑的郭清江(侯雅伦则担任执行编辑)、仍在《南洋商报》担任总编辑的陈汉光、仍在《光华日报》担任副总编辑的张易雄(已故总编辑胡锦昌是在2014年逝世的)、仍在《光明日报》担任副总编辑的李子宗(前总编辑刘汉良是韩中的学生)、仍在《新生活报》及《号外周报》担任执行长的萧瑞云(她原是这两间报章的总编辑)、《风采》杂志总编辑林惠霞、《中国报》助理总编辑赖伟明(目前担任北马区经理的林结凤及北马区采访主任的郑宝美是千禧年后韩院的毕业生)。
还有的已进入电视台和电台工作,更有的远赴海外深造,也有的已考取博士学位。总而言之,在那个设备极简陋的年代。学习多靠自己,也会有出头天。他们不但迎合时代的需求,而且也为报界造就人才。
不过今天的职场要求已不能停留在七、八十年代,而是要为学生提供衔接大学的方便,有的学生去了西方国家的大学,也有的学生去了中国和台湾。结果他们都能如愿以偿。
当我们在2012年提供3+0学士课程时,不但节省了学生们的费用,而且可以向政府高教部(PTPTN)借贷;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不少马来西亚的大专院校也已提升至大学水平,使到马来西亚成为东南亚的教育中心之一,无形中吸引许多来自中国、印尼和泰国的学生,还有一些来自非洲国家保送的学生。
所有这一些的私立院校(到后来发展成大学院校)全是八十年代兴起的新式教育。在当时政界及教界人士向政府进言:何不开放大专院校以吸纳外国学生?这对马来西亚有弊无利,可以吸收很多外汇。就这样许多的院校纷纷赶上时代的列车了。
韩江学院也不例外,虽然我们在时间是迟了一步,但综观世界的转变,我们的机会是存在的。既可向西方大学合办双连课程,也是一个新挑战。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在2003年设立韩江华人文化馆,为中文系的推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后来又开设韩江电视新闻中心,为学生提供实地学习的机会。他们可以在韩院内一边读书,一边学习;他们也可以参加校外的活动。韩院也就建立起它的独特地位了。
今天一些大学院校设立了传媒系,也引用韩院的一些模式,甚至试图突破韩院的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批学生在当天捐助二万元马币予韩院,而让人意料之外的是林景汉在获得五万元补偿金后,也全数捐给韩院,而且同意庭外解决拉了多年的官司案,他把韩新学院改成“大同韩新学院”,我们也不认为是抄用韩院之嫌,双方和气收场。

(九)
刊登于2017年11月13日《光华日报》

细说韩江(八) 陈国平宏开新局面

1996年韩中尝试翻开新的一页,在新董事会调整下,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理念:“宏开新局面,振兴我韩中”,也是办学的总纲领。
但韩中已千疮百孔,元气大伤,该如何整顿呢?除了决定将官司案移交工业法庭处理外,也采取了下列应急措施:
(一)打开帐本,韩中已无资金应对行政及教职员薪水。细算一下,每月需要五万令吉应急,也就向董事长陈国平商议,每月先垫出五万令吉,大概要顶半年左右。就这样,在陈国平应诺下,教职员有得发薪了。
(二)董事会决定通过校友在年中举办创校以来最大规模的“校友大团结万人宴”,地点在韩中大草场。当时也成立了以许廷炎和刘锦坤校友为首的万人宴工委会,陈国平拔头筹,捐助五十万,许及刘也各自捐十万。
在校友热烈响应下,当晚筵开近六百席,校友及嘉宾共六千人齐聚一堂,象征着韩中继续上路。因此筹获的三百万元足够韩中必要的改善。
(三)董事会议决将老师薪金改为月薪,不再以节数算薪水,以保障老师的基本生活。
(四)正因为老师安定下来,职工会案件只在工业庭审理,不再干扰校政。
(五)但是只有360名左右的学生,这是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所幸1998年印尼再发生排华事件,一月之间有380余名印尼生入读,遂使到韩中生在那一年突增至700余人,出乎董教同人意料之外。
(六)也是在1998年,董事会经调查后,咸认韩中新闻专修班值得重开,因为它可以打响韩中的名声,也可以为报界培养人才。这批人才在日后也将成为韩中的宣传队。
主意打定后,我们与吉隆坡的大马新闻传播学院取得合作,重新开办“韩中新闻班”。
在成功物色人才,及将图书馆三楼辟为新教学中心后,我们就在1998初迎来了第一批新生,总共有40余名学生报到,他们都是因为慕名而来(在1978-1988年韩中的新闻专修班已打响名堂,远近驰名)。无形中加强了我们复办的信心。
虽然我们决定挂上“韩江新闻传播学院”的牌子,但只是采用后期中学的“准证”(就如我们称呼中六课程为“大学先修班”,同样是两年制)。
(七)不过我们了解到若未向教育部正式申办学院准证,那是不完整的。因此在董事会同意下,我们在1998年中邀请理科大学十名博士集思广益,探讨申办“韩江学院”的可行性。经过三个月的讨论后,我们拟就了一份计划书,希望能获得批准。
当我们在1998年呈进申请书后被告知必须按1996年教育法令申请,也就再花两个月的时间完成必要手续。其中最重要的是,另外成立一间子公司向教部申请。
19993月份的时候,我请陈董事长专门拜会时任教育部长的纳吉,以寻求批准。
果然不负众望,我们在1999713日正式获准批准函。换句话说,韩江将迈向新的门槛,已可以光明正大办学院了。但为了使学院一炮而红,我们决定用半年的时间规划。不但充实了课程,也邀请南京大学中文学院为韩院策划中文系。因此韩院的中文系是按南京大学的课程规划的,符合中国的学术水平。而原本是我们“金字招牌”的大众传播系,更是成为热门的学科。
(八)也是在1998年,韩将董事会通过赞助人大会修改章程,不再局限潮人入会成为赞助人,而是开放给“热爱华教人士”入会,共同发展韩江。这算是韩江的大开门户,邀请所有热爱民族的教育人士一起办好韩江。
因此从1999年的校庆日(715日)开始,韩江已是三校并立的学府—韩小、韩中及韩院。在马来西亚教育史上,我们开了先河,让韩将成为教育领域的新地标。
(八)
刊登于2017年11月12日《光华日报》

细说韩江(七) 韩中陷入董教纠纷

1986年中,一边是教师职工会要求董事会承认其地位;另一边是董事会不能接受职工会的要求,双方分歧进一步扩大。
到了11月份,学校全职教师有79名,而其中54名教师是职工会成员,他们都收到约满通知书,非职工会的多数教师也接到同类函件。董事会的目的是让教师重新申请“续约”,而职工会坚持要有生活保障。
由于双方僵持不下,结果职工会于同年12月入禀高庭,禁止校方一方面征聘新老师,另一方面无理解聘原有职工。
在翌年(1987年)的正月份,高庭发出谕令学校必须让原有老师回校上课。经董事会上诉后,此案又拖拉至年中判决:有关纠纷转交由工业法庭而非槟城高庭解决。
这意味着董教官司案从高庭移向工业法庭,从1987年起至1995年,官司一直未见“鸣鼓收金”,而是一来一往的“纠缠不清”。直到1996年韩中董事会改组后仍未完全解决。
在新董事长陈国平领导下,董事会决定将所有官司案交法庭处理,学校不再直接涉及此案。该判的就判,该赔的就赔,以切割职工会与校方的联系。
吊诡的是,有关韩中掀起的董教官司案的主角之一竟是韩江新闻专修班的主任林景汉,他既主管新闻专修班,也成为职工会主席。虽然独中老师组织职工会不是非法,但教育本身既是非盈利机构,也就对职工会的存在发生矛盾和冲突。董事会认为若此风一开,承认职工会,将会在后来影响其它独中亦步亦趋。
还有,国民型学校的老师是由政府发薪的,也有制度规章。况且教师被列入公务员后,已是属于“铁饭碗”一族,并有多项福利,如低息购屋、低息买车等等。
反之,独中老师就只得视学校的制度处理,没有统一规章。因此也不时听到“老师吃的是草,挤的是奶”;更有所谓“独中校长不是人做的”似是而非的言论。
因为董教纠纷是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间最严重影响韩中元气,因而被形容为“十年浩劫”是不为过的。
这十年的创伤几乎让韩中沦为小型中学,学生人数猛降,从近3000名落到1995年时只剩下360名。更惊人的是董事会从庄锡号到方木山领导期间,付出的教师补偿费是不间断的。老师不论新旧都无心教学,学生也少到面目全非。
这个时候,深受打击的也包括新闻专修班,它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是林景汉安排各华报与新闻班讨论达致“承认”文凭的事,而董事会对此不知情有所不满。其二是新闻班的招生有限,学校几乎是倒贴的,加上职工会事件也闹得不安宁,董事会乃决定在1988年停办新闻专修班。在这十年间,共有359名入读,其中有167名在新闻界工作(占47%),非新闻工作者有59名(16%),余者不详,有的自行创业或未再与学校有所联系。
167名进入报社服务的,96人任记者(57%)、编辑51人(31%),余者则担任报社各职务,共有21人(12%)。
后来也有人转行转业,但这一批学生形容他们的年代是“黄金十年”(1978-1988),因而在2014年时,这一批校友返校庆祝离校25周年,一时又让人回想起昔日的“欢乐时光”。其中最让人诧异的是,这一批毕业生更不遑多让七十年代四位校友担任四间华报总编辑。因为他们同样有精彩的人生。

(七)
刊登于2017年11月11日《光华日报》

细说韩江(六) 韩中之光:四大华报总编辑

韩中新闻专修班的顺利开课(1978年正月),标志着已经有28年历史的韩江中学又再跨上一个新里程碑。
巧合的是,在新闻专修班开办之前,韩中毕业的校友有不少已在新闻界工作,那时整个马新大学或大专都没有大众传播系之设。凡是要进入报社服务的申请者文笔要能过关,而后才慢慢在工作中掌握做新闻从业员的必备条件。
虽然如此,韩中六十年代的毕业生,后来竟有四人成为华文报社的总编辑,依序是黄宗理(第四届1959年毕业),后负笈南洋大学中文系深造。七十年代中期升任《星洲日报》总编辑(已故)。
第二位是钱洪光(第一届1956年毕业),后赴台湾留学,考取文学士学位。返马后加入《新明日报》编辑部服务,也在七十年代中期出任总编辑。
第三位是谢诗坚(第八届1963年毕业)。翌年进入南洋大学历史系。离开大学后加入《星洲日报》担任记者,1971年转入《星槟日报》担任编辑,也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出任总编辑。
第四位是叶观仕(第七届1962年毕业)。他原是舞文弄笔者,笔名陌上桑,而后也赴台湾念新闻传媒系,再赴加拿大考取硕士学位。他后来在《建国日报》编辑部工作,同样在七十年代中期荣任总编辑(已故)。
在当时西马只有八间华文日报,其中四间的老总竟不约而同都是韩中生,占了华文报坛的“半壁江山”,令人啧啧称奇。在1988年韩中1960年初中/1963年高中毕业生庆祝离校25周年时,我们也给四位总编辑的校友颁发了纪念品。
说回新闻专修班,在1978年开课后先有32名学生报读,后来剩下26名完成两年的课程,被颁发毕业证书。这批学生虽少,但却是来自西马八个州的学生。
好的开始自然是成功的一半。但是在1980年时也就是第三届开始改成三年制。这三年制就相等于马来西亚的大学学制,也是取自英国的学制。
相比之下,在大学读书的,只要三年就拿到学士学位,而在韩中新闻专修班攻读的,三年后毕业只能拿毕业证书,没有学位。
这事也曾一度在班上引起争议,因为所谓“后期中学”的学制是两年为限,一般上没有三年制的。
到了1984年,又再恢复两年制。其后在1988年,新闻专修班由董事会宣告暂时结束。换句话说,新闻专修班只办了十年就划上句号。
因由是这样的:在1983年时,董事长余维智与校长宋世献因电脑风波起“误解”后,后者在1984年离职,换了倪光星(南大校友)出任校长。董事会也通过对校长权限的规定。不幸的,随着1985年余维智的辞职,董教之间的裂痕扩大。
本来在1982年时,教师群中已酝酿组织职工会,后在董事长庄锡号调解下,尝试用福利会取代职工会,结果未能达致共识。
1985年职工会(全名是西马私人教师职工会)通函劳工局要求学校承认其合法地位。事隔一年(1986年),职工会于715日向中文报发文告,限定校方在两星期内承认其地位,否则将展开纠察。接着在823日劳工部长李金狮根据法令勒令董事会承认职工会的合法地位。
经此风波一闹,韩中元气大伤,往后的10年(1985-1995)竟被形容为韩中的“十年浩劫”(这是文革结束后,中国用来形容文化大革命造成不堪回首的“伤痕累累”)。
(六)
刊登于2017年11月10日《光华日报》

细说韩江(五) 开办新闻专修班

韩江中学在六十年代走向顶峰,在这段时间内,有两座建筑物为韩中锦上添花,其一是在1965年落成的奥林匹克型的室内体育馆,可容纳25003000人齐观赏球类比赛,比如篮球、排球、羽球和乒乓等。这无形中给韩中增添国际水平的硬体设备。
(在千禧年后,槟州政府曾拨款30余万令吉翻新室内设备,以供东运会之用。后来学校董事会又耗巨款将体育馆全面冷气化。除了可供球类比赛外,也可供演出之用,更偶尔也充为群众性的舞台。)
其二是在1967年韩中开始兴建科学馆,念及泰国潮籍殷商余子亮(1899-1974)对韩江贡献只在林连登之下,于六十年代特捐巨款一千万泰铢设立“余子亮基金会”,董事会乃通过将此科学馆命名为余子亮科学馆,在1969年启用。
余子亮于1939年也在槟发展业务。日军南侵时(1941-1945),只得寓居槟城Zoo Road。他在1948年时曾出任韩江小学董事长一年。
其第三公子余维智曾任韩中董事长,也历任钟灵中学董事长,功在教育。
1975年,在刘惠城担任董事长期间,通过中元联合会在中元节的筹款,共筹获30余万元,成绩斐然。
这一年韩中庆祝创校25周年银禧纪念时又落成一座三层楼图书馆,命名为“广东暨汀州会馆图书馆”。
接着董事会动用中元所得的义款于1978年完成另一座三层楼科学馆,命名为“中义馆”。
基本上,韩中在七十年代开始,学生有下降之虞,盖因国民型中学既不收学费,也有提供福利给学生,造成家长纷纷把子女送进国民型中学。无形中,各独立中学就受到冲击了,韩中也不例外。
在此关键时刻,韩中凭其先进设备申请承办先修班,以收容毕业自国民型的中学生。当时是有收费的,但也有教无类地收生,即使不懂中文也可入读大学先修班。这些学生若参加高级教育文凭获得良好成绩,就可进入本地大学。因此在七十年代,韩中的学生又告激增。例如在1967年时韩中学生下降至1700人;但在1975年又回升到2500名。
因为大学先修班在当时有很少的中学开办,所知的有大英义学及圣芳济中学等,韩中则是独树一帜的“后期中学”的学校(直到2010年后,因太多国民型中学都有开办先修班,且不收学费,自然使到有收费的韩中不得不停止大学先修班的课程)。
不过既然韩中在七十年代可以申请开办两年制的先修班(称为后期中学),董事会也就动动脑筋将韩中发展成既是正规中学,也是后期中学的完整学府。除了先后开设电子班、商业薄记班外,韩中拔了头筹在1978年开办了新闻专修班。
有关计划是由刚在台湾政大毕业回来的林景汉校友所提出。当年林景汉白天在韩中教书,下午到《星槟日报》担任午班编辑。林景汉作为我的同事,韩中校长宋世献要用他来主持新闻班,也就打一通电话请我帮忙,让林景汉调到夜班,以便他能有充裕的时间在校内活动。
我身为《星槟日报》的总编辑也就欣然答应,就把他的工作时间从下午一时调到下午四时开始,因为我相信韩中的新闻班一开,就会自动为报社培养人才;尤其是华文报业。这对提升新闻专业是很重要的。韩中也因为开了先河,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上,虽然学生不算很多,但它的影响力和冲击力倒是提高了韩中的声誉。

(五)
刊登于2017年11月9日《光华日报》

细说韩江(四) 林连登功在韩江

如果说华教界对1956年的拉萨报告书(在1957年成为教育法令)没甚异议,主要是报告书删除了“最后目标”的一段文(这最后目标是认为不必操之过急,可以逐步在最终实现国民教育的目标),那么对于1960年的达立报告书就大有意见,甚至起而反对。这份报告书也在1961年成为教育法令。
它的主要点是所有的华文中学必须在1962年之前选择成为国民型中学或成为独立中学;而所有小学只能成为国民型小学,没有所谓私立小学,但条件是必须拥有本身的校舍,不能再寄人篱下。
至于成为国民型学校后,它的董事会(学监会)就得按照1957年教育法令的规定成立,即赞助人3名、信托人3名、官委3名、校友及家长各3名,共15人组成。原有的董事会组织不再具有被教育部承认的地位。但要筹款重建、扩建或修建则可以成立不同的委员会或所谓建委会或“大董事会”等等。因为这是捐款为学校,无任欢迎。
就韩江小学而言,它在1962年在韩江中学旁建成新校舍后,就全数迁入上课,既符合教育法令的规定,也可使韩中松一口气,不再兼顾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
既然韩中不接受改制,也就没有什么大变化,唯一付出的代价是戴国良被教育局拒绝担任韩中副董事长。不过韩中并不存在国民型和独立两类的学校,换句话说,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至于原本只剩16间独立中学的华校为什么在后来又变成今天的60间呢?
它的变化是这样的:由于接受成为国民型中学后,诸多改制华文中学就不能再收超龄生。为解决这个问题,改制的学校向教育局申请允许开办下午班给超龄生上课。当下午班的学生人数较稳定后,董事会就提出将下午班转成“私立中学”,以和国民型中学正式脱钩。初期可借用国民型中学上课,但有期限规定。各个独中在70年代必须自拥校舍。
当东马的砂拉越及沙巴于1963916日加入马来西亚后,它们也被允许开办国民型中学和独立中学。
因为情势的变化,在西马方面原本有16间独立中学,到最后加入了21间由下午班转化而成的私立中学,也就变成37间独中了。再加上东马的23间独立中学(砂拉越14间及沙巴9间),一共是60间独中。既然私立中学在后来转成独立中学就可以按照原来的华文中学的模式办学,不受国民型学制的限制。
也许在初期因为在董教总眼中认为改变的华中已变质成英校,不再是华校,也一度未纳入董教总系统,后来态度才加以改变,并接纳国民型中学所设定的“华中”地位。
对林连玉来说,他是坚决反对华中改制的,乃促请华中要自力更生,不要成为受控制的学校。为此在1963年时,他应邀前往南洋大学作演讲时就大力的抨击达立报告书,指它有意消除华文教育。
林连玉的激昂讲话和对政府教育政策的大力鞭策,终于在1964年被联邦政府褫夺公民权和取消教师证。也就是说,林连玉失掉公民地位,不能再担任社团的职位,也不可担任老师了。
说来也有点不可思议,韩中的创办人林连登与林连玉的名字几乎是兄弟关系,但其实不然,而且两人也因为初中考试是必考或测验性质大起争议,弄得双方关系陷僵。
1958年时,林连登先是反对将初中考试当成升高中的条件,后来又赞成,弄得林连玉陷入两难之中。两人之间的争执也就在教育部长后来收回成命下解决了,即把初中会考当成测验性质,不是升高中的必要考试(而且要及格)。
在六十年代初期,即便林连登有保守和有独断的作风,但他坚持韩中的独立性则是难能可贵的。他为华校点燃一盏教育明灯;他让韩江成为潮州人的骄傲,进而为国家和华社作育英才。1963年林连登与世长辞,留下了他的铜像,细诉他的“万年基业”。

(四)
刊登于2017年11月8日《光华日报》

细说韩江(三) 拒绝改制•傲立北马

韩江中学的开办对整个华社起了很大的作用。在那个没有很多中学的年代,韩中的校园景色及广阔草场倒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甚至成为外国游客拍摄的参观地。
原先在槟城,钟灵中学是最早的中学。它在1917年由阅书报社创建后仍是小学,但到了1923年为收容小学毕业生转成中学。从此钟灵一枝独秀地成为远近知名的学校;尤其是在陈充恩(1901-1952)于1931年掌校钟中后,加强对英文的教学,实行双语教育获致成功,更使钟中成为华裔的首选学校之一。当1951年教总成立时,陈出任主席,但在1952年不幸遇害。
在之后出现的是槟华女中(前称福建女校),接着有中华中学、协和中学等等。当韩中挺立在槟江之上时,它与钟灵形成相互映辉的好学府。
钟灵是在战前出名,它的学生有不少是活跃分子,一度被形容为左翼的温床,马共的副总书记杨果(陈平助手)也是钟灵生。因此日军南侵时,专门对付钟灵师生。在战后的首10年,钟灵仍是华校之冠,可是在1956年它接受政府的全津贴后,就引发学生大罢课。学潮也因钟灵生的点燃而燃烧整个马来亚华校。到了1960年,基本上钟灵生不再闹学潮了,改制成为钟中罢课学生永远的伤痛。
巧合的是,韩中在1956年后学生人数也不断上升。
例如1951年学生300余人
1952年学生500余人
1953年学生700余人
1954年学生1000余人
1955年学生1700余人
1956年学生2000余人(开设下午班)
1957年学生2200余人
1958年学生2600余人
19571114日,韩中学生发动了学潮,以响应钟灵生在1956年为抗议改制的大罢课行动。继之韩中、钟中、中华及菩提的学生分别涌向槟华女中抗议改制华文中学、抗议不收超龄生、抗议读华文但考试用语是英文等。
这场被形容为学潮大风暴的运动也随后成为全国性运动。在这方面,韩中似乎成了学运的“龙头”。这个龙头本来是钟灵生所扮演的,但1957年后已转移至韩江。在抗争的过程中,韩中学生被开除和记过或勒令自动退学。
1958年又是一场学潮风暴在韩中掀起,起因于学生不满政府规定必定要参加初级文凭考试,及格后才能升上高中。但华校生一向来只需参加校内举行的考试,当作测验性质,与升留级没有关系。
与此同时,当年学生也不满毕业刊的学生文章被抽起否则不能出版。此事后来闹成很大风波,因为林连登先是支持初级文凭考试只能当成测验性质,也得到林连玉的支持。但在六个月后,他反而认为可以作为学生升高中的通关考试,而政府又没有表态,结果是韩中学生有了示威,最后是政府接纳所请,免除了更多学生发生学潮。自此之后,韩中已没有了学潮,但学运继续在运动着。
其实政府对韩中生的提防可以从下列事件窥见,事缘在19581011日林连登的铜像恭请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主持揭幕礼。在此之前,身为槟州首席部长的王保尼打电话给时任校长方学李,询问东姑来韩中安全吗?有没有左派分子闹事?在确定一切安全后,东姑如期来到韩中。这一年林连登仍健在,但他同意在生前立铜像,这座竖立在韩中大草场的铜像突显了林连登对华校的贡献,与在韩小摆放的半身铜像比较,可谓是大巫见小巫了。
即便韩中在50年代末期卷入了学潮,也被怀疑左翼份子已在学生群中十分活跃,但韩中的学生人数依然有增无减。
例如在1960年政府发表“达立教育报告书”,规定华校要么接受改制成国民型中学,要么成为独立中学(未获分文津贴)。韩中董事仝人在1961年拒绝改制。就这样,在全马71间华校中学里,有56间接收改制,只剩下16间保持独中的地位,韩江中学即为一例。在北马,韩中是唯一一间不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显得高风亮节而又鹤立鸡群。
从那一年起(1961),韩中学生突破3000人。
1962年再升上3500人;1963年再升上3600人。这是韩中最辉煌的时刻。

(三)
刊登于2017年11月7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