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2.18

中国成药药酒中心庆祝银禧

谢诗坚:健之花产品再攀高峰
公司网址:http://www.health-flower.com/ (产品资料)

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董事长拿督谢诗坚博士是位博闻强记、笔耕不辍的资深报人,长达25年的新闻工作,数以千篇文章见诸报端,奠定了他政治评论家的学者地位。 他的高深学识和文学素养,闻名遐迩,孰不知他在文坛上名气响当当,在成药商场上也是长袖善舞、经商有道,屹立中药界25年,两者相互辉映。

为配合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25周年银禧纪念,拿督谢诗坚接受《光明日报》的专访,特为其专营"健之花"中国成药、保健品及药材等业务作个总结,细说从头。

话说当年,虽历经60年代进入报界且曾办报,但由于自小追随来自中国的先父谢湖添左右,于其设立在霹雳的药材店内耳濡目染,本身兴趣使然在中医中药致力钻研,故于1982年创设该公司门市部。

他透露,嗣89年,离开《联合报》毅然弃笔从商,公司转型步入进口货物经营批发市场,全面进攻药业。 来到1992年后,其公司进而迈向国际化,与中国、日本、香港厂商联营成为合作伙伴,药品种类繁多,一应俱全。

他忆称,虽然1997年的一场经济风暴突如其来,货币贬值约40%,但洞悉先机的他来个改弦易辙,将业务重心移向上海和安徽,设立基地和研究所,并将业务延伸至广东、福建、河南和吉林等省市。
谢诗坚欣慰表示,有道是"危机即是转机",当年所打出的"健之花"品牌,提出"健之花商标,信心的保证"的口号下,备受顾客信赖和拥护,远近知名,业绩扶摇直上。

紧接著该公司随著政府卫生部医药管制的步伐,逾百种药物都在公司名下注册,换句话说,产品进一步取得MAL卫生部注册准证及达致GMP (良好生产准则)水平。 "幸好公司设立已有一段长时间,否则在摸索上不易成事"。他如是表示,拥有准证,当可为原有的产品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他向记者列举该公司的5大类产品,基本上计有:
(1)治疗药;
(2)治顽疾的慢性药物;
(3)保健品;
(4)外敷药及;
(5)卫生用品如牙膏、洗发水和肥皂等。

而公司最具代表性的高档产品,举其荦荦大者,首先有AHCC植物多糖,它具有高免疫功能,有针对性,对人体恢复健康,延年益寿裨益极大,十多年来,服用者不绝,足以佐证。

血管阻塞心律失常 謝詩堅用山海丹攻克


现年62岁的谢诗坚坦言因本身于1993年初发现心律失常,曾在《槟安医院》作血管扫描,诊断出共有2条血管阻塞,当时医生建议需要开刀。 惟在中国寻访名医后,著名医师向他献议服用"山海丹"胶囊,他从善如流。在服用了两年之后,病情大大改进。再从医院的血管扫描中,一条血管阻塞率已由75%减至30%,另一条则从95%减至25%,令医生也大感意外。

他说"山海丹"不只在过去10年来改善他的病况,更无需花费开刀,证实了其功效。

记者认为由他现身说法,确是恰当不过的。 "山海丹"是复方中药制剂,是该公司针对性产品,保护心脏及控制胆固醇偏高。

他说,于1993年5月份他又发现左耳失聪,在经过MRI磁力共振扫描后,医生确定这次非开刀不可。

他为此走遍中国广州、福建、上海及吉林寻找脑外科医生,至终是在广州南方医院动手术,将脑内的肿瘤取出。返国后为使脑力保持如常及防治脑血管阻塞,经服用"脑血康口服液"后,也证实了它的功效,对中风疾者也有其效果。

此外,"抗脑衰"可帮助加强记忆力,其他治疗肾结石和内外痔的中药,都是公司有口皆碑的产品。 其他,如长白山中国灵芝、人参丸、珍珠乌鸡白凤丸和冬虫夏草等,销售网遍及东西马及新加坡,以上种种皆是高品质的保健产品,也都有本国卫生部发出的准证。

中藥走向專業化
为使中药走向专业化,该公司长驻医师林美芳女士,是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师,毕业后多年师从福建中医学院院长杜建教授及其他名中医教授,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公司内向上来门市部问诊及惠顾的病患者介绍良药,使得顾客深具信心,有助于公司业绩的起飞。

她也是该公司的执行董事。 林医师早期曾相继患上淋巴癌及甲状腺癌,经过电疗动了手术痊愈后修读中医科,今学以致用,为社会上贫病人士作出极大贡献。

该公司新一代产品代言人谢书敏,致力使中药走向现代化,更是《健之花》的推销人才。



该公司亦是全马首家于1990年开始率先引进来自中国的正规中医师及教授为各界进行临床及讲学的先驱,拿督谢诗坚认为这么做确有助于提升本地人对中医中药的信心。 他说期间每3个月轮值一次,总计有70多位来自中国的中医师在槟城及吉隆坡驻诊。 他开了先河,也蔚为一种风气。如今马来西亚政府也开始重视中医中药的辅助性功效,令人欣慰。 他说,当时他也曾为有关中医师出了五、六本书刊,加强社会人士对中医的认知和了解。

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位于槟榔律257号一楼(即Mydin超市对面楼上)。
(257 1st Floor, Penang Road, 10000 Penang)
电话:04-261 5578 传真:04-262 1321
电邮:cpmcheah@gmail.com
网址:http://www.health-flower.com/

19.2.18

陈方安生不甘寂寞?


我注意到香港前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于今年24日在亚洲协会,位于纽约的总部发表演讲,针对香港的未来表示悲观论调。理由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诺正被“侵蚀”。她希望特朗普总统给予关注,也希望美国能扮演积极的角色,清楚地向中国指出,放手香港问题,让香港重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才是最佳做法。
此外,她也支持美国12名国会议员向诺贝尔和平奖发出提名3位反叛青年角逐和平奖。他们是争议性人物的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
虽然还不知道这3位叛逆青年能否被诺贝尔委员会选中,但就美国的用意来说,它准备挑选年轻人在香港掀起滔天大浪。
虽然中国是不会向反中份子低头,但人们也得掌握香港政改的来龙去脉。
首先在1984年时,中英已签署联合公报,确定在1997年为香港回归日。正当199771日钟声响起时,就意味着主权的移交,英国收回国旗,中国则升起五星红旗。
在当晚的主席台上,除了看见中国领导人如江泽民及李鹏之外,英方也派出查尔斯皇储观礼,另英相布莱尔也在现场。
此时,我看见在主席台上的中间最高的一排出现一位女性正端正坐在最上的位子,而且只她一人全身红装素裹,十分起眼。她就是英国末代总督彭定康的政务司长,而在董建华行将就任特首之时,他也诚邀陈方安生继任政务司长而获得后者的答应。这种顺势之交接,也无形中减少了董建华许多烦恼,因为陈方安生驾轻就熟,也就把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
但为什么陈方安生在后来与中方关系起了变化?而她又为什么不再支持董建华?都是与其政治立场有关。
尽管生于1940年的陈方安生祖籍安徽,但她在1948年就举家迁居香港,后在香港大学毕业。
她一共有8位兄弟姐妹,都是专业人士,一门多俊杰,真是令人称羡。
1962年,陈方安生加入公务员而后出任政务司长,负责掌管19万名公务员,其地位只低于特别行政长官。
即使在主权移交后她继续在政府内服务,且成为董建华的左右手。有人因此推测陈方安生已倾向中国,也不再有反中的意识。因为在2000年届满60岁退休后,她就以合约方式再继任两年。但在2001年她宣布退休。此时她与董建华关系有了裂痕,因为她要求香港特首普选(直选)而不是如同目前先通过选举人推荐,再交由选民投票选出。
陈方安生对此有所不满,因此在2005年,她复出政坛,在同年124日参加了争取香港普选大游行(所谓普选是直接由选民投票选出,而任何人包括政党人士,符合资格者可提名参加特首选举。但中国认为不妥,担心会选出一位反华反共的特首,那就难办了)。
在中方拒绝特首普选下,陈方安生仍不放弃向港府及曾荫权特首要求普选特首乃至各级议员。在2006923日她也宣布成立“政制改革核心小组”。这个小组在200735日发表一份名为《稳步迈向普选》的建议书,主张在2012年特首举行普选,而后在2016年也普选立法议员。这份建议书也没有回应。
不料,陈方安生突然于2007年参加立法议会的补选而胜出。有人以为她将为下来的特首之战铺路。
其实她并无意角逐高位,但在2014年中国人大对基本法作出阐述并强调人大是最高的阐述机构后,就引发港大生酝酿占中行动。此时的陈方安生的立场已转向本土派。这次前往美国演讲是因为她发现英国有心无力,帮不了香港,因而转向美国,希望美国能关注香港的未来。
但从“一国两制”到后来的港独,也反映了一部分香港人越走越远。若不及时悬崖勒马,恐怕会使港独发酵。
既然陈方安生从头到尾的演讲未提及港独,那么她应有分寸的自我克制,否则她可能成为下一个被火力猛攻的新目标。


刊登于2018年2月19日《号外周报》第877期

15.2.18

戊戌年看戊戌变法


今年农历(2018)进入了华人所谓的戊戌年,在十二生肖上则是狗年。未想在金狗降临前,在本月1213日,突然在美国爆发一场股灾,总共跌了1700点,也导致市价蒸发了1.25兆美元,继后又再跌1000点。马来西亚也不可幸免,连跌70点,但在周三有了反弹,才缩小了跌幅。
虽然经济学家找不到股灾的肇因,只能归咎于机器人的预设操作而失去了控制。这也预示着进入2018年国际政经将面临动荡不安的一年,而且国际关系也会进入胶着和紧张状态。
刚巧今年是“戊戌变法”120周年,我们就从百多年前的中国政局说起,以演绎百年来世界为何会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华人的天干地支推算,一甲子(60年)是一个轮回,而120年正是二甲子。对于许多人来说,也许这是一个久远的故事,能够记得和了解的人已不多,但身为中华民族或海外华人的一分子,我们永远不可忘记清朝给所有华人带来的耻辱与痛苦。
这页悲痛史得从1895年的《甲午战争》说起。在清廷军舰被日本战舰全面击垮后,李鸿章也就代表清朝与日本签下“城下盟约”,把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予日本,并作出2亿3千万两白银的赔偿给日本。
由于不甘受辱,一批应考的才子乃在18954月上书光绪皇帝,其中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首,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史称“公车上书”(因当时赴京考的人才都乘坐各地政府提供的马车,因此将应试的举人称为“公车”。它也开启了国民问政的先河)。
到了1898611日,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得到慈禧太后的支持,但在改革的过程中,有人向慈禧告密说康有为准备将慈禧太后“囚禁”而惹怒了后者。还有康有为的“改元易服,南巡迁都”的主张也被慈禧认为是“保中国不保大清”。
抑有进者,慈禧也担心康有为的偏激行动会给日本和英国提供机会瓜分了中国(日本在1895年占有台湾;英国在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占有香港,对中国的领土有觊觎之心。因此在1898921日,慈禧搞了“戊戌政变”,把百年维新全打垮了,跟着大举逮捕和屠杀支持变法的人。例如谭嗣同等六君子于928日在菜市口被斩首。新政前后不过存活了103天。继后光绪被软禁,康有为及梁启超外逃,慈禧也就再次掌权。
到了1900年,慈禧太后有鉴于康有为及梁启超外逃,转而支持义和团运动仇视和杀害外国人及传教士,最终酿成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和北京。从此中国陷入了外国“坐地分赃”的软弱国家。
就在这个危难关头,另一位旷世奇人出现了,他就是主张以革命暴力推翻满清政权的孙中山(1866-1925)。当他在1894年向李鸿章上书“富国强兵”之道被冷落后,愤而出走檀香山,在那里成立中兴会(1894年)。
为了鼓吹新政和革命,两人一前一后来到新马传播政论。康有为主张“保皇”;孙中山坚持“革命”。也就在这两个地方兴学办报,掀起海外华人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
孙中山一生崇拜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他后来也继承了太平天国(1851-1864)的信念,在1911年通过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不过中国人并未因帝制被消灭出现共和而获解放,恰恰相反,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的局面。北伐战争就是为了收复军阀而开展的。
1925年孙中山逝世,蒋介石取代国民党领导地位后,他在1927年对共党分子大开杀戒,有30万人死于非命,也撕毁了孙中山在1924年与中共达成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就在中共与国民党进行激烈搏斗的年代时,又出现了中共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奇迹(1934-1936)。
当红军立定脚跟之后,又在1937年迎来了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国共双方因之有了第二次合作(1937-1945),但总是面和心不和。中华民族也就到了生死关头,最终在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美国向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数十万人死伤,迫使日本举白旗),战后总结中国人已死伤超过千万人。这个饱受摧残的民族以热血和生命换来一个新生的国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的国民军退守台湾,直到今天,形成两军对峙的局面。
解放后中国则卷入韩战(1950-1953)、越战(1965-1975)和柬越之战(1970-1991),同时国内发生不断地运动。
1957年的反右斗争、1958年的大跃进、三年的天灾和人灾(1960-1963)、四清运动(1964年)和文化大革命(1966-1976),却在不同程度上折腾中国在前进道路上摔了一跤又一跤。直到1976年四人帮一网成擒和开启改革开放政策下,中国获得了另一个新生的机会再站立起来。
2003年胡锦涛严正宣布中国将和平崛起时,中国人及海外华人的精神也为之一震。经过40年不断打拼和建设,中国也就在跨入千禧年后走向一个高潮又一个高潮。今天它已经能和美国处于一个平台进行竞争与对话。
因此,当下朝鲜危机、两岸对峙、西藏新疆事件都没有使到中国惊慌失措,反而在新形势下,中国正一夫当关下面对日本、印度、新加坡、澳洲及纽西兰的“新围堵”。
也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加速清朝的灭亡及后来的革命成功,更给予中国一个机会从中崛起。虽然美国带给中国的压力是空前的。不过特朗普还得提防经济风暴的袭击;而习近平也需要展现一个泱泱大国应有的风度。
以目前看来,世界和平系于中国和美国,只要两国不动武,就不会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所谓戊戌变法120年,正好成为中国本身的一个历史教训。换句话说,不能在朝向两个百年的大道上再生变故。


刊登于2018年2月15日《东方日报》

13.2.18

伊党走向变相的回教国


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又有怪论,这回他在20171222日的党报《哈拉卡》中倡议,用宗教来划分教徒与非教徒,而只有教徒才能担任实权部长。所谓教徒是指穆斯林,凡属穆斯林则组成“第一内阁”。这个内阁定夺国家政策,一旦内阁通过,则由内阁成立一个行政内阁加以执行。至于“第二内阁”则可由非穆斯林担任,因为他们拥有政府所需要的专才,但沒有決策权。
按照哈迪阿旺的逻辑,这个国家是由占60%以上的穆斯林所组成,因此一切要以“穆斯林优先”。民主行动党则形容有关建议不但违宪,而且是用宗教来推行隔离政策,完全是不可取也是反潮流而行的。这使人想起似乎抄袭中国在香港设立一国两制,主权在大陆,香港行政区(第二内阁)权力不能超越大陆(第一内阁)。
即使哈迪阿旺后来有解释他的“双内阁论”已受到误解,因为他的目的和用意只是职务上的分工,而非区分成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内阁。
严格说来,这样的解释也是多余的,也暴露其不良用心(有如此地无银三百两),到头来还不是存在“双轨内阁”?既然一切权力操诸在第一内阁,那么要第二内阁来做什么?纯属摆设?简直匪夷所思。这不是变相的回教国,又是什么?
无论“双轨内阁”是否符合伊斯兰理念,它依然是哈迪阿旺的另一个“极端说辞”,无视非穆斯林的地位和存在。即使伊斯兰党的宣传主任纳斯鲁丁有发文告企图为哈迪阿旺“开脱”,但不解释还好,经过解释后变成:“马来西亚内阁中负责决策与执行管理的部长应由穆斯林担任;不过哈迪没说拒绝非穆斯林为部长,而是指非穆斯林即使当部长也得按照穆斯林内阁的决策行事”。这就意味着第二内阁是“橡胶印”
从历史来看,伊斯兰党是在九十年代开始把其党策转化为政教合一的理念,进而希望有朝一日成为“国策”。这是从1990年大选后,伊党重夺吉兰丹州政权开始。在此前一年(1989年),法兹诺出任伊党主席,当年他声称伊党的胜利归功于党走宗教路线。
后来在1999年的大选,当伊党在安华效应发酵下,取得空前的胜利(共有27名国会议员及控制吉兰丹和登嘉楼州政府)后,它就进一步公开地向巫统挑战,逼着马哈迪加速使“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回教国”,并以古兰经为最高意旨。
就这样,巫统和伊党开展了“回教化”的竞争。其中最具威胁性的是吉兰丹(1993年)及登嘉楼(2003年)的州立法议会分别在不同的年代通过“回教刑法”,以迫使马哈迪“就范”。所幸马哈迪将伊党的要求“束之高阁”,不让讨论也不推行,导致伊党无可奈何。
很显然的,伊党即使在2008年及2013年大选又再“回归”反对党阵线,但仍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无法与民联其它成员党推心置腹,也就造成2015年伊党又再与民联分道扬镳。它选择自我标榜主要是认为巫统也需要它的合作。可是问题是巫统若过于接近伊党,又担心东马有变;若不与伊党合作,又担心在西马的乡村选区会失去支持。
举例来说,伊党并未放弃推行回教国运动,因而从另一个角度切入,那就是哈迪阿旺在2016年向国会提呈的355私人法案,以扩大回教法庭权限,从而落实回教刑法。但直到今天,此动议仍未付诸表决。这也给巫统带来一定的压力。
在患得患失下,国阵(巫统)希望伊党自我保重,不要一直拉住巫统不放。但无可否认的,它们之间的矛盾最终会导致双方若即若离,甚至起骂战。
另一方面,从双内阁的争议又让人想起另一则政治笑话。约莫在2008年前,巫统的党要希米尔(曾任副首席部长,目前是副卫生部长)就因民政党内对首席部长的接班人产生分歧,而触发他提出“双首长论”。他的意思是说,槟城无妨设两位首席部长,一位在槟岛,一位在威省,各做各的,岂不相得益彰?此言一出,引发轩然风波,因为这等于把槟城切成两块,一块归民政掌管,另一块归巫统掌管(不过他后来否认有此建议)。其实不论所谓的双轨内阁或双首长职,一概是信口开河的,不值一屑,但不等于说伊党会放弃这样的奇妙想法,毕竟它背后隐藏着的是确保穆斯林永远处在当政的地位,非穆斯林只能排在后面?


刊登于2018年2月12日《南洋商报》

英国留下的后遗症


在英国统治马来亚期间(1786-1957),前后共171年;而东马的沙巴及砂拉越是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因此若连同东马计算在内,英殖民统治长达177年(英国人布洛克家族在1841年起占有砂拉越,并在1946年将之直接纳入英殖民地;而沙巴则是在1881年由英国统治。两者在1963916日并入马来西亚联邦,而成为独立体)。
除了英国早期将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组成“海峡殖民地”外(从1826年到1948年,共122年),它也在1874年通过“邦咯条约”把权力的鞭子伸入马来半岛各州府,并将所有重要的权力归为英国所掌管,如外交、国防与内政等等。但英国仅剩下宗教一项未加以干预,而是由各州的统治者(苏丹)自行订下宗教习俗和仪式等。
因此不论是在英国占有马来西亚之前或之后,它都不想抵触马来人奉行的伊斯兰教。
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传统,各州苏丹都在各自的宪法内对伊斯兰的教义有所阐述,有的还规定只有穆斯林才能出任州务大臣。换句话说,当英国在1948年(战后第三年)决定将马来半岛各州组成“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时,它进一步巩固英国的军事力量,且又继续让各州统治者保有宗教自主权。至于槟城、新加坡及马六甲的州元首则由最高元首委任,并将管制宗教的权力移交给相关的州元首(昔日称州长,后来成为州元首)。
英国之所以迫切组成“马来亚联合邦”是因为眼见毛泽东的中共大军将席卷大陆,接着在骨牌效应下就会连同东南亚各国相继被赤化。
为先发制人,英国在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协定”后未及半年(194821日生效)就宣布马新进入紧急状态,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当年新加坡未被纳为联合邦一员,主要是因为新加坡华人太多,一旦加入联合邦,华人人口将超越马来人。
因此驱逐、逮捕、扣留、处决成为英方减少华人人口的另类手段。据不完全统计,有超过50万华人被驱入用铁刺网围起来的新村(逾500个),以切割对马共的援助。
与此同时,也至少有两万名华人被驱回中国,还有被扣留和枪杀的也有超过6千人左右。
1955年,英国允许在普选中胜利的联盟执政党派出东姑、陈祯禄与马绍尔和马共的陈平书记长及拉昔迈丁和陈田于同年12月在华玲和谈结果功败垂成,英国就启动所有的军事优势扑向马共及左翼党团与个人。
待到时局比较平稳时,英国同意让马来亚联合邦在1957831日取得独立。在新宪法内有订下伊斯兰为国教,其他宗教可自由信仰;同时也有为马来人下定义,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他或她必须是伊斯兰教徒。这无形中将马来西亚的民族分割成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等。
宪法也规定,凡归纳为马来人者一律享有特别地位,得以在各方面享受福利的照顾和经济的援助。
正因为有此区分,不论在战前或战后,马来西亚出现的政党大多数有种族的倾向,有者还带有宗教色彩,例如战前1930年成立的马共、1937年成立马来青年同盟(KMM)(战时停止活动)及战后成立的马来国民党(1945年)、新加坡民主同盟(1945年)及巫统(1946年)和印度国大党(1945年)。这些个政党有的表面上声称是多元种族政党,但实际上却有物以类聚。
由于形势(形象)决定思维,也就在下来的日子里出现各式各样的政党。这些政党包括马华公会(1949年)、劳工党(1951年)、回教党(1951年)及拿督翁领导的马来亚独立党(后转成国家党)(1951年)、林苍祐的急进党(1951年)及阿末布斯达曼的人民党(1955年)。
即使国内政党林立,马来亚的主要政党仍集中在执政的联盟,及至东马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后也依然摆脱不了种族代表性,如卡达山统一机构(USKO)、沙统(USNO)、沙华公会及砂国民党(达雅族)、人民联合党(以华人为主)和土著党等等,都反映了它们的族群结合。
直到1969年大选发生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整个马来西亚才凸显其种族政治带来的分裂与危机。在紧急状态下,政府致力于塑造一个新的政治格局,更推出新经济政策。在消除贫穷和重组社会两大目标下,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冲击也是始料未及的。因为在新政策下,不但要保留股权予马来人,而且在聘用工人方面也要达致30%的固打。至于在教育、担任公务员及获取福利金方面,都较前更为开放。
当转入七十年代,又出现“土著”与“非土著”,也规定某些行业保留给土著经营;又在所谓固打制下,不少非土著进不了国立大学。
讵料到了九十年代,又再出现一个新字眼“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美其名回教刑法不碰及非穆斯林,但日后发展谁又能保证呢?还有当下又出现什么“双内阁制”,以穆斯林有限,简直是莫名其妙。
冲着这样的宗教政治的崛起,它又是不亚于种族政治。若按照伊斯兰党的思路,只有回教徒才能成为首相;只有回教徒才能担任实权部长,而且回教刑法一定要落实。当今的逊尼派中已有人不惜铤而走险,若不加以制止,这个社会将会因宗教和种族的冲突而陷入动荡不安中,岂可掉以轻心?


刊登于2018年2月12日《光华日报》

12.2.18

名人效应下的家族政治


名人效应多数会得心应手,但有的则在阴沟里翻船。
例如美国前总统老布斯虽然只任一届(4年)的总统(1989-1993),但他的儿子小布斯在克林顿期满后却意外地击败被视为胜利在望的戈尔(原是克林顿总统的副手)而当选总统(2001-2009)。这就是名人效应带来的结果。
又比如克林顿在任期内(1993-2001)表现特出,但因抖出莱温斯基(见习生)的性爱事件(1998年),也差点被整下台,所幸他还能勉强任期届满,没有在法律上留下犯罪的记录。
虽然由此阴影,但因为克林顿夫人希拉里在各方面的表现都令人激赏,也就造就她本身在政界崭露头角。其中包括尚未卸下第一夫人头衔时,已于2000年当选纽约参议员。后来她也有意角逐总统,但在初选时败给民主党的奥巴马也就不得不甘拜下风。
不过在奥巴马于2009年出任美国总统后,他意外地委任希拉里出任国务卿,这又给希拉里一个机会探出头来。因此在奥巴马任期满后,民主党内就一致推举希拉里参加总统选举,当时她已被视为未来的女总统,而她本身也很有信心会压倒共和党的特朗普,因为特朗普除了有钱外,在政治上缺乏经验,许多人都不看好他会当选。
讵料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中,出乎意料地特朗普击败了希拉里,全世界为之震惊。由于希拉里已年届68,被视为未来四年或不再属于她的世界,而她则是其中一位未能享受丈夫留下的政治遗产。这也许与克林顿的丑闻有关,也许民众对子承父业或夫妻档治国不感兴趣,也就翻转过来给希拉里一记闷棍。毕竟老布斯与小布斯已统治美国12年;如果克林顿与希拉里两人合共又统治16年,那么合起来就是28年的家族政治,这无形中给特朗普一个崛起的机会。
纵然特朗普终究不是杰出的政治领袖,但民主党内也要派出有份量的代表应付特朗普不久前发表的国情咨文。这一回民主党不再推出希拉里,反倒是推出马萨诸塞众议员约瑟夫肯尼迪三世(Joseph Kennedy)应战。
这位两届众议员是肯尼迪家族的传人,样貌十分相似约翰肯尼迪。肯尼迪是在1960年当选美国总统,不幸在1963年遭杀害身亡。他的离世也造就一个肯尼迪家族永不褪色的光芒。约瑟夫就是肯尼迪总统的侄孙。此外,曾任美国司法部长的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竞逐总统期间,突遭暗杀。五年之内,肯尼迪家族顿失两位精英,而约瑟夫正是罗伯特肯尼迪的孙子。
还有一位肯尼迪总统的女儿卡洛琳也曾任美国驻日本大使,但不在政坛上争夺官位。
因此来到约瑟夫肯尼迪的时代,这个家族已远离总统高位55年,也就不存在家族政治的嫌疑。再者引用肯尼迪家族这块金招牌可能必有助民主党重整雄风。
如果约瑟夫肯尼迪能够在第一次登上全国舞台时,对特朗普施政报告又发出强烈的反驳与抨击而获得无数掌声,那么特朗普就会面对肯尼迪家族的后人重新攀上高位的挑战。
从这样看来,名人效应还是存在的,只是希拉里在不对的时间和不对的时代投入错误的“战场”,结果是伤痕累累。也许至今她还搞不清楚错和失败在哪里?


刊登于2018年2月12日《号外周报》第876期

9.2.18

中英“黄金十年”的考验


英国首相特里莎·梅于131日至22日对中国的官式访问进一步揭示了英国将深化两国在2015年建构的“黄金时代”。
有关的“黄金时代”是英国环境乡村事务部国务大臣伊丽莎白特里斯于2015年正月应邀访华时与中国农业部长韩长赋签署农业合作备忘录后拉开序幕。不但随后英国的财政大臣欧斯邦同意加入亚投行成为会员,且在同年9月应邀访华时强调“英国必须成为中国在西方最好的贸易伙伴”,而他正在执行首相卡梅伦的政策。当年同行的重要人物尚包括财政部的国务大臣奥尼尔、商务大臣贾维德、气候与能源大臣鲁德及高盛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后者在演说时认为中国将是未来世界经济的主要驱动力,而中英双方有机会创造“黄金十年”。
接着代表团的团长欧斯邦财长也历史性的首访中国内陆省市(四川的成都与新疆的乌鲁木齐)。当时他顺便称赞中方倡议的“一带一路”的构思,以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此外,这位财长的思路是要使英国成为人民币交易的中心之一,也支持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
根据中国规划的“一带一路”路线图中,是起自东边的广州再往西直达欧洲,间中经过莫斯科、伊斯坦布尔、河内、吉隆坡、雅加达、加尔各答、德墨兰、非洲内罗毕、雅典、威尼斯和鹿特丹等。
即便当时欧斯邦对一带一路有所认同和支持,但在2016年继任成为首相的特里莎·梅就未在最近访华时给予明确的承诺,因此看来中国尚需时间“说服”英国成为第一个公开支持“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
其实,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510月访问英国时,就顺应时机回应英方提出的中英“黄金时代”已降临,他希望两国开启持久、开放及共赢的中英关系。与此同时,习近平也宣布两国建立全球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意味着昔日的“对手”已转变成共同利益的朋友。这对习近平的未来领导也是十分重要的突破。
虽然中英在2015年后关系已有显著改变,不因达赖喇嘛较早时被卡梅伦首相接见而错失了合作的良。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英国的“脱欧”如今被指责本身是始作俑者,因为在2016年举行的所谓“公投”是英方自己搞的,以通过人民的支持来脱离欧盟。这种“硬着陆”的办法如果得逞,则会引起“骨牌效应”,其他欧洲国家也会有样学样,结果是欧盟瓦解了,又再回到“四分五裂”和在十八世纪以来就因争夺海外资源和殖民地而陷入的战争。换句话说,若此悲剧应验,欧洲将跌入万劫不复的困境。
原本卡梅伦也认为“公投”是向欧盟展示民众的意见,即使有40%持脱欧立场也无所谓,未想竟是超过50%20166月宣布公投结果)。
这样一来整个布局被打乱了,英国人民也感到迷茫,除了卡梅伦被逼辞职外(因他表明是支持“留欧”的),也就把政途“输掉”了,换上特里莎·梅上台。
但这位新首相以为选民会像“公投”那样热情脱欧,所以大胆举行大选,以巩固其政权。岂知选举结果她才知道原来支持与反对脱欧的是一半对一半,似乎不相上下,无形中给梅首相一个大难题。例如在面对与欧盟谈判时,欧盟提出600亿英镑的分手费(或500亿欧元的分手费)。这庞大的代价目的在于杀鸡儆猴,以警告其他会员国不要轻举妄动。
由于梅首相认为索求过高,反建议付200亿欧元分手费。这意味着双方差距甚大,英国也很可能不能在2019年完成脱欧程序。其结果是英国陷入进退维谷,而欧洲国家的经济也被搞砸,其中一个可能的结果是美元无端端再升值,欧元和英镑则相应贬值,连带也连累人民币的波动和面对贬值的压力。
有舆论指出,最后英国可能被逼付出500亿欧元分手费,但梅首相能否承受得住就不得而知。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最近与英国签署90亿英镑的订单,对英国的经济还是有所帮助的,但对中国的整体经济也只是占了3.5%。以这样的比例对中国而言,是可以应付的。与此同时中国还是放眼它与欧盟的合作,毕竟27个国家才是核心的利益所在;尤其是最近美国不断叫嚣中国是最大的威胁者,更促成中国与欧盟维持良好关系的同时也与东盟强化关系,用以抵消美国的包围压力。
至于香港未来的问题也许不是迫切的,因为一国两制已成型,“港独”是难有作为的。反而是台湾的问题给中国带来一些棘手;尤其是最近有消息称与台湾有关系者一向以来对北韩进行贸易,理由是台湾非联合国会员,无需接受联合国的约束。从而在间接上,向美国施压支持台湾申请入联合国。这对中国又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在当今的险峻形势下,中国战略的调整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改,而且也不能相信美国不会先发制人。
对习近平而言,今后的5年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朝向小康社会的成败期(2021年建党100周年);也是迈向另一个建国百年(2049年)成为先进国的必要奠石。


刊登于2018年2月8日《东方日报》

6.2.18

中国对柬埔寨的情意结


1953年柬埔寨王国摆脱法国的统治成为独立国家,由西哈努克出任国王。但这位亲王有本身的治国理念,并不事事听命于西方国家;抑有进者,西哈努克选择靠向北京,不论是在建国后(1949年)或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毛泽东都给予这位国王最高的礼遇。在意识到无法控制西哈努克下,美国于1970318日策划其首相龙诺及副首相斯里马达发动政变,推翻西哈努克,易名为高棉共和国。从那一刻起,毛泽东批准在北京设立“柬埔寨王国”流亡政府。当时正值越战进入胶着状态,加上龙诺拉美军下水与北越军和赤柬军交战,导致民不聊生,美军也得不偿失。
结果在1975417日红色高棉(或称赤柬)在中共的支持下和西哈努克同意下,一举推翻龙诺政权,占领了金边。虽然西哈努克回到柬埔寨,但已今非昔比,不再能自由活动。
遗憾的是,当政后的柬共竟走向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他们认为城市人渗透了资本主义的毒汁,是无可救药的废物。为此在19754月期间,柬共只用3天时间将原本有200万人口的城市迁空,全部被赶到农村的山野上自生自灭,柬共认为这样才能彻底改造罪恶的思想。
而这一大批被下放的人民包括被拘捕的人士,有者说约40万人死亡,更有夸张地估计约200万人。至于在柬埔寨的43万华裔,死了21.5万。更不可思议的是,柬共在1976年废除货币政策(按马克思学说共产主义的终极阶段是废除货币,回到大同世界。在当时苏联和中国都没敢这样做)。甚至在后来汪东兴在1978年访柬回来向毛主席汇报“柬共已成功消灭货币”时,令毛主席大吃一惊。
有关真相是由一位中共特工铁戈(黄时明)在2008年出版的《逐浪湄河—红色高棉实录》的书中暴露无遗。
这位特工是中共派驻柬埔寨的间谍,生长在金边,公开身份是华侨小商人。这位特工形容柬共把知识视为罪恶,知识越高越反动,禁用书籍和印刷,干脆不设正规学校,学校改成监狱,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严禁西方文化,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似乎是塔利班的影子在跳动)。
也因为柬共的暴行和草菅人命,导致柬共内部分化,也给越南一个借口派出10万大军将柬共击败。波尔布特在1987年被判终生监禁,但在1988年逝世。
越共是于197917日,由刑桑林和洪森策应下入侵柬埔寨。刑桑林与洪森原属于柬共亲越派,而在越军长驱直下拿下柬埔寨后,邢桑林成立傀儡政府,洪森出任外交委员会委员,在1985年被越南扶持成为总理兼外交(主要是刑桑林平庸,缺乏大将之风)。
不过柬越两国纠缠直到198916日越南军才撤退。1991年,柬放弃一党专政,并在1993年举行选举。
左右逢源下,洪森一方面不反越;另一方面也比较会讨中国和西哈努克欢心,亲自赴中国迎回国王,而后又给予优渥待遇。
但他对在2013年崛起的救国党(与洪森的人民党旗鼓相当)就不留情面,宁以取缔。因此在20187月的大选又会是怎样的结局?是洪森一党独大,继续执政或“子承父业”?或是由另外政党取而代之(洪森先后执政了32年)。
总之无论如何,洪森的亲中国路线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中国视东南亚三个国家为一带一路在南亚成败的关键。因它需要与缅甸及寮国合作(与中国有共同边界),打通经济走廊,再延伸到柬埔寨和马来西亚乃至印尼。而海上丝绸之路也由南海通向印度洋,以打破美国唆使印度、日本、越南和新加坡结成新的反华阵线。
这就是为什么柬埔寨从一个不起眼的国家变成今日举足轻重的东盟国家。也是为什么中国会舍柬共转而支持洪森,因为它要的是在东盟内一个十分坚定的盟友,不以意识形态为准绳。


刊登于2018年2月6日《南洋商报》

百年沧桑话Murah

最近因为市面传开业主有意脱售位于槟榔律的“Penang Bazaar”,俗称布公市而引发关注,但广泛为人知的是“Jual Murah”(即廉价市场)。
这座建筑物建于1904年,原先是一层楼的大市场,布置简陋。后来有了一些变化,就是在前面的上头挂满广告,以争取顾客。根据业主之一的黄定国医生说,这是当年东南亚第一座购物中心,经商者来自印尼、泰国、缅甸及新加坡,是州内最知名的“廉价市场”,一度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游客。
有关地皮是太平矿家黄木美(Ng Boo Bee)所拥有。百年前他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场所供南来的新客可开设小摊格经营。到了1937年,这栋建筑物的前部加盖成两层楼,其他变化不大。
从早前的相片来看,这座廉价市场的右边是一条小巷,脚车和摩多车可穿梭,但后来慢慢地成为各类小贩开档做生意的地方,整条小道就不能通车了,只供行人买卖。在它的左边是吉灵万山市场,它是比“布公市”更早成立,约莫在1870年。取名为“Chowrasta”。其意思是这儿处在十字路口。附近有监狱之设,服刑期满的罪犯可在吉灵万山做生意。这个市场一度几乎被印裔人所经营,因而被称为“吉灵万山”。
在槟榔律,还可看到许多战前的建筑物被保留下来,从事各行各业的生意。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槟城的面貌才有所改进,不仅西方电影大行其道,而且西方娱乐也应运而生,最明显的莫过于布公市的楼上被辟为“百老汇酒吧”,是跳舞饮酒作乐的地方。在它的对面原先也是“好莱坞酒吧”,后来改成茶餐室。
除了有国泰戏院、奥迪安戏院和大华戏院外,槟榔律也赶上时髦成为时尚的马路。
在六十年代,我们总喜欢在槟榔律德和茶室(布公市的右边)品尝咖啡,然后相互闲聊,也观赏街道上的无限风光。
这间咖啡店在八十年代被人承顶经营电器店,及后又改成服装店。
说回“布公市”在“百老汇”于七十年代初期歇业后,我们就通过曾在“百老汇”服务的员工打听老板的下落,因为我们一群朋友想租下来开办一间中国式的百货商店,甚至连店名都想好了,就与吉隆坡一样,也称为《友谊商店》。
(在当年,旅游中国的马来西亚人不多,也就很少人知道友谊商店的性质,其实它是中国的国营商店,只卖正货,也童叟无欺。我们商议后也认为名字不错,可以借中国的光发亮)。
其实我们并不是第一家中国式的百货市场,而真正的第一家是在1967年由谢锡龄及张清源合创的《槟榔百货有限公司》打出中国货的牌子,果然人潮鼎盛,地点就在吉灵万山的二楼及三楼。由于生意十分火红,也激发同行业者插足而进。因此第二间就是来自新加坡林道信及林道荣在槟榔律设立的《东方百货有限公司》,位置在前“太白楼”的地方。开幕之日又是人山人海,可见槟城人对中国货的廉价物美是爱不释手的。
于是又有第三家超市赶上潮流,那就是黄振荣在1969年创立的《总统百货有限公司》,地点在仰光路的蝾螈大厦内。果然也是人潮如流。在这种大潮流下,每个人都认定即使中国还不是很先进,但它生产的产品不但耐用,而且实惠经济。
由于不想坐失良机,我们也加快脚步向业主黄世春(黄木美的儿子)商议。经过讨价还价后,我们在1975年拿下“百老汇”这场所,但我们的失算是地方太小,不过2500方尺左右,怎么样与大公司比?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开张营业,请来中华总商会会长许平等主持开幕剪彩,一时冠盖云集。
但我们的美梦未开始噩梦跟着到来,在往后的数年间,又多了安琪儿百货有限公司(在客家公会内),英保良有限公司(槟榔律)及沙洋百货有限公司(槟榔律),这一连串的冲击即使我们也是打中国牌,但显得小巫见大巫。
及至1980年,友谊商店觉得这样亏本下去也不是办法,不如将之承顶出去。找了一些商家,但都兴趣不高,主要是面积小,而且又在楼上,不可能吸引顾客。
后来我与吉隆坡的朋友商议,不如用我们经营的《中国成药药酒中心(马)有限公司》将之承顶下来。就这样,在1980年我们将友谊商店改头换面,挂上《中国成药药酒中心》的牌子。在1982年又另注册《中国成药药酒中心(槟城)有限公司》全面掌管业务。
这样一晃又是38年过去了,我们既从事零售,也从事批发,把生产基地设在中国。
38年来的变化也太大了。在记忆中,我从小就爱逛“布公市”,虽然白天十分闷热,但流连其中也算是一饱眼福。至于它有什么吸引的地方,我也说不出来。只见绝大多是是卖布的,如今已被卖衣服所取代。
业主的第三代主要负责人是黄定兴会计师和黄定国医生,另还有两名弟妹。早在20年前,黄医生就有意重建另行出租,但条件谈不拢也就作罢。
讵料在2000年时,一场大火烧毁了2/3的布公市,剩下前面及我的药店未受影响。经重建后,又再启业。

可惜好景不长,布公市的未来已进入瓶颈,若要改建也不知如何解决左右两旁的商店和摊格;若不改建,也只好等待时机的转变。但在时代冲击下,槟榔律也不可避免受到冲击,更何况是布公市?
1904年兴建的布公市(Jual Murah)只有一层楼。

到了1930年,布公市有些变化,前面挂满广告牌子。
1937年,业主在前面扩建成两层楼,将之租给百老汇酒吧。
1974年,业主将“百老汇”的楼上租给“友谊商店”。
1980年,中国成药药酒中心将“友谊商店”承顶下来,经营到今天,已进入第38年头了。

刊登于2018年2月5日《光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