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份

(01) 追溯馬來亞華僑史
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的演變，是必須從歷史事件去追溯。由於華人幫派林立，思想繁雜，要全面的剖釋思潮的發展是極其困離的，也無從下手。

鑑於資料有限，這套長篇系列只能略分幾個層次概述，掛一漏萬及主觀上的錯誤，在所難免。

華人移居東南亞，包括馬來西亞，是很早的事。例如姚丹（木+丹）著《馬來亞華僑史綱要》一書中指出，在唐代末葉以迄五代，華人流寓蘇島者已多，散居馬來半島者，亦為數不少。如自稱為唐人即為一口傳證據。

不過，《馬來亞華僑史》的作者維特巴素博士則認為，十四世紀馬六甲王國成立後，華人的移居比較規模化，而在1511年葡萄牙佔領馬六甲後，華人才存有永久 居留的意念。但是截至十七世紀，華人在馬六甲的人口不過三、四百名。(註：荷蘭人於1641年打敗葡萄牙，佔領馬六甲。)

延至十八世紀中葉，居住在馬來亞約華人總數只是數千人。他們多是商人和礦工。在這初期移殖階段，他們亦有與馬來婦女、暹羅、馬達（BATAK）和巴里（BALI）婦女通婚，在馬來亞首次誕生第二代的華人子弟。(1)

這些早期留居在馬六甲的華人，終於成為一個“峇峇”（BABA）社會，較後這類的社會也在檳城和新加坡順序建立起來。

(02) 華人組成峇峇社會
所謂“海峽華人公會”，就是由一批已轉化為巴巴的華人所組成。根據約翰甘默（JOHOR CLAMMER）所著《海峽華人公會》─書中，對巴巴社會有下列的分析。

他認為，峇峇是一個與中國沒有聯繫的社會，而且生活習慣已經“土生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存中國的舊傳統，但語言方面“福建馬來化”和裝飾上的改變，使到他們成為特殊的社群。

其實，華人的較有規模的移民，是英國於1786年佔領檳榔嶼後，到了1824年，英國將檳城、馬六甲及新加坡併為海峽殖民地，華人移民在這三個地區激增。

1874年英國與霹靂蘇丹簽署邦咯條約，揭開英殖民勢力介入半島的序幕（1884 馬來聯邦成立，1909馬來屬邦成立），到廿世紀初，整個馬來半島落人英國手中，華人的移民也就更進一步增加。

根據統計，1911年，馬來半島及海峽殖民地人口中，華人共有87萬4200人。

由於華人大量移入，海峽華人（或稱土生華人）所扮演的角色也受到衝擊。一般而言，他們思想是西方化的，接受英國為宗主國，因而成為英國人樂於聘用在政府部門服務的文員。

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葉，峇峇的政治意識與行為，大都是效忠於大英帝國與海峽殖民地政府，而不是中國。

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導致八國聯軍進攻中國，當時有一名海峽僑生，投稿《海峽華人雜誌》（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呼吁海峽華人組成一支分遣隊到中國與英軍並肩作戰，共同對付義和團。

1901年11月，有100名海峽僑生加入新加坡義勇軍步兵隊，表現對英國政府的忠貞。不過在十九與廿世紀交替間，清廷、保皇黨與革命黨三股勢力在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活動，曾導致若干海峽僑生領袖的思想激盪。

他們熱望中國能變法圖強，躋身世界強國之林。其中如林文慶．伍連德、曾錦文與阮添壽等人，更毅然回中國服務。(2)

另一方面，從中國移居馬來亞的華人，歸屬於兩種包含看政治體系的制度，其一是受公開承認的甲必丹制度，其二是容許存在的幫會組織。

黃存燊認為，中國史上曾推行“外人甲必丹”（蕃長）制度。但在馬來亞第一位被殖民政府（葡萄牙）委任的是鄭啟基，又名鄭芳揚。荷蘭時代為李君常（原名李為經）

一些著作認為，鄭啟基是馬來亞最古寺廟青雲亭的創建人。不過也有學者又認為，鄭啟基於1632年在漳州出生，於1677年，據指出他是在荷蘭時代，被委為甲必丹的。(3)

不過，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在英殖民勢力侵入之前，華人甲必丹制度已在馬來亞存在。

戈登明斯說：“華人在馬來亞建立本身的社會”，自然帶來既有的社會和政治結構。政府當局允許華人這樣做。他們建立自己的學校，而華人的福利及社會服務通過自己主動獲得確保。早期的中國政府，通過“華人甲必丹”制度，來維持當地的法律與秩序。(4)

從歷史事件顯示，早期華人甲必丹是一種家長式的統治，與清朝有著一定的聯繫。他們在馬來亞的華人社會，維持看封建式的地位，基本上，政治思想是傾向中國的 帝王制度，最突出的例子是檳城的第一任華人甲必丹辜禮歡，約在1790年被萊特委任，距離萊特佔領檳城不過三、四年時間，當時華人不過二百名之內。

辜氏借著英國人的勢力，成為“酒稅承包人”，躍居富豪，他的次子辜安平，少時被送往中國，初在林則徐幕府服務，後調往台灣。

台灣割讓給日本後，尚被封為貴族，至於辜禮歡的子孫辜鴻銘（辜禮歡的第三子龍池的兒子），被布朗（FORBES SCOTT BROWN）收為養子，後負笈英國愛丁堡大學，榮獲文學碩士，精通法語、德語和現代希臘語。因受清朝帝制影響，開始留辮子，拋棄洋服，穿中國衣。

1873年辜鴻銘回中國，考中進士，出任兩湖總督張之洞的幕僚。他的著述甚豐，其中《怒吼之聲》表達的世界倫理觀念，備受歐人重視，而譯成數種西洋文。

可是他的頑固思想，使他在清朝滅亡後，仍然主張保留辮子、纏腳、蓄妾與抽鴉片等惡習，竟叫囂辮子為“中華民族之標誌與徽號”。更叫人不齒 的是，在民國成立後十年，他依然背著潮流，只有遜帝宣統對他的“忠貞不渝”表示激賞，曾追封他為“唐公”（溥儀遜位後，被日本人利用為傀儡，建立偽滿洲王 國)。(5)

(03) 私會黨崛起爭勢力
如果說，英國人先是借助當地的華人領袖或有地位的人來控制華人社會，以為英殖民政府牟利，那麼到後來英國人則是利用私會黨魁來擔任甲必丹，以駕馭華人社會，監督他們和灌輸大英帝國的思想。

私會黨傳入馬來亞，也是與中國移民同一時期。根據巴素博士說：“馬來亞華人私會黨，大體來說，出於天地會分脈，亦稱為洪門或三合會，在中國已生存有好幾個世紀，原本屬於宗教或慈善自助的團體，而在滿清時，具有‘反清復明’的政治意識。”

三合會大約是成立於1674年，即清朝入關後約卅年。他們打起“反清復明”的旗幟，並發願：“嚴守祕密，歃血飲酒，結為義兄弟”。(6)

檔案顯示，在檳榔嶼開埠後的十三年，即1799年，私會黨已在檳城公開活動，且曾鼓起暴亂。據檳榔嶼的海山會領袖劉亞昌供述，1825年，他們已備有300隻小船，結集1萬5000暹人，1000華人及8000馬來人，準備在檳起事。(7)

如果此說確有根據，那證明早期的私會黨，也擁有反抗英殖民統治的政治思想，但因力量不足，有需借助暹人的支持。

不過，歷史資料也指出，華人並不真正支持暹羅入侵，有的支持吉打蘇丹所展開的維護尊嚴和地位，確保吉打安寧。吉打州，早年某些華人領袖對馬來王室的效忠，幾乎變成了傳奇的故事。

李氏兄弟（李欲修及李欲正）和甲必丹戴春桃（又名戴春華），對當地社會的忠誠服務的事蹟，長久遺留在本世紀初葉當地人民的記憶中。(8)

1821年暹羅佔據吉打，迫使大批馬來人集體逃往檳城和威省。但吉打蘇丹在當地人民，包括華人的合作下，維護社會秩序和應有的權利。直到1909年，英暹條約簽署後，吉蘭丹、丁加奴、吉打及玻璃市的宗主權歸英國。

巴素博士發現，1825年時馬來亞有下列四個私會黨組織：義興、和成、海山及華生。

他們的初期組織結構是：海山與義興，散佈於殖民地各處，會員均服從會中領袖的命令及約束。他們稱其領袖為大哥，這些私會黨分作四個、八個或十二個主要幹部，然後分成許多支派，每個幹部及每個支派，都有一位頭目管理。

從唐山（中國）南來的移民，叫做“新客”，他們來到任何一個地方時，這些會 便派人邀請他們入會，假如他們拒絕的話，便會受迫害。

由此可見，早期的華人結幫立會，在表面和名義上是講求兄弟義氣，有福共享，有難同當，但實際上卻是領袖在培植勢力，以向英殖民政府爭取更大的利益。

在政治方面，他們是沒有濃厚的傾向，雖然標榜“反清復明”，但在利益爭奪底下，私會黨已淪為爭奪地盤的組織了。

儘管如此，英人還是沒辦法控制他們，以致巴素博士形容私會黨組織是“政府中的政府”，儼然是馬新華人的“統治者”。

萊佛士的私人秘書文西阿都拉在其自傳中，有描述私會黨強制華人入黨的情形，迫使他們就範，否則受到毒打，甚至被殺害。

以當時的情形看來，南來的華人一無所有，他們別無選擇，只有被迫參加這些私會黨。根據史載，私會黨後來竟分成兩大派系，一為義興，一為海山。這兩大派系吸納不同省籍的人士，且以拉律的暴亂為最嚴重的衝突實例。

霹靂的暴動也稱拉律暴動。拉律以產錫聞名，起初歸海山黨人開採，首領是鄭景貴，地盤是在吉利包礦區（即今太平監獄地），另在太平甘文丁，則歸義與黨人所發掘，首領為蘇亞昌。兩黨為利而爭，兼之籍貫互異，“義與屬粵之四邑，海山屬閩南五縣”。(9)

另一說法，義興以廣府人為主，海山以客籍人為主(10)。首次暴動發生於1862年，繼之1872及1874年再發生第二及第三次暴動。

私會黨鼓起暴動之前，已斷續在各地發生暴亂，如新加坡、檳城、馬六甲以至砂勞越，例如新加坡1851年的大暴亂，起因於私會黨不滿一些華人改奉天主教，結果造成500人喪生。

檳城於1867年也發生在三合（義與）與督公（大伯公）之間的毆鬥，竟展開十日大械鬥，使全市陷於癱瘓。

然而最為重要者是拉律的第三次暴動，終於啟開英政府干涉聯邦內陸的序幕。署名的邦咯條約就是於1874年簽署的，英國的參政司制度是逐一推進半島內陸。

私會黨的政治意識是隨著首領而發展的，他們曾反對英國的施政，也抗拒任何對他們利益的約束，更建立了自己的小王國。

但是狡黠的英國統治者，在這方面是隨機應變的，當無法鎮壓時，便採取攏絡手段，例如義興黨和白旗會（WHITE FLAG，由馬來人及印度人組成）的領袖陳亞炎被委為甲必丹，而海山黨三合會首領鄭景貴，也同樣出任甲必丹，他們之間既是敵對，但在拉律事件後，也有合作 的地方，在霹州議會上為華人利益據理力爭。

甲必丹亞貴（鄭景貴）和陳亞炎，身為華人社會的代表人物，始終不把個人利益放在大眾利益之上。這二位舊敵表現出一種令人仰慕的特性。自從兩黨糾紛媾和之後，他們欲變成親密朋友。

據知，陳亞炎後來成為鄭亞貴第四子的契爺，這個孩子就是有名的鄭大平。(11)

儘管私會黨存在著違反法律乃至不良的記錄，到了1877年被政府控制其活動，但私會黨並不因此而絕跡。在19世紀下半葉，仍然在政治潮流的衝擊下，表現其不定動向。

不過，在華人社會的公開影響之下，已讓位於合法的華團組織了。

綜而觀之，私會黨當時的政治潮流不是傾向西方的，因此他們與英國的合作除了保護既存的權利外，領袖更想從中獲得更大的利益。

一般而言，他們繼承了舊中國的傳統和宗教。譬如檳城海珠嶼的大伯公張理，即被認為是最早來檳的華人，因此拜神成為華人思想的重要部份，封建的意識十分濃厚，同時也由於華社自成一體，對於街道的命名也與英文的意思截然不同。

由此可以想像，他們是在英國的殖民地土地上建立自己的社會。不過，他們已缺 乏“反清復明”的政治意識，現實主義已經取代他們對於理想的追求。

尤有進者，加上賭博與抽鴉片大行其道，華人的思想即被麻木，而對政治顯然不熱忱，除非是關係到切身的利益，才起而反抗。利益的衝突和爭奪，及對工人的剝削已使私會黨變質，而在後來的社會發展中，成為一種絆腳石。

不過，這些私會黨不盡然已無政治意識，尤其是任首領的，或多或少存有對中國的關心。鄭景貴是其中一個例子，他在發跡後，偶爾返回家鄉，捐輸救濟中國水災及戰爭救濟金。

後者是在李鴻章提督指揮下的法越戰爭時期捐獻的（清廷支持越南，以阻止法國威脅中國安全）。滿清政府為酬答他的捐獻，特封賜予‘二品官’銜頭。這又顯示早期的華人領袖，有部份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清廷的。

1877年，英政府任命白麒麟 （WALTER ALEXANDER PICKERiNG）為華民護衛司，是為英人直接干預華人事務之開始。

華民護衛司亦為社團註冊官。1882年危險社團法令生效後，宣佈海山公司為非法組織。1889年社團法令通過，1890年，海峽殖民地政府援引新的社團法令，封閉所有華人私會黨組織，並將一部份私會黨徒驅逐出境，所有的社團必須重新登 記才能公開活動。

同時，就在英國設立華民護衛司的同一年（1877年，即光緒3年），清廷也在新加坡設立領事館，首任領事為胡亞基。

1890年，清廷接著在檳城設領事館，首任領事為張弼士（張振勳）。領事館的設立意味看清廷認定當地的華人是它的子民，因此有受保護的必 要，而在這方面與英國的華民護衛司制度起了衝突。因為英國認為，住在馬來亞的華人必須接受英人的統治，無其他勢力可以在殖民地施行治外法權。(12)

英國堅持不讓清廷對華人發生政治影響，只是允許通商的連系，以致兩者關係不能協調，且演成一種政治對抗。但是，鑑於華人的傾向，清廷在喚起華人對中國的關心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其中一個實例，是一位新加坡富商陳金鐘獨捐4000元，給清廷作為救濟飢荒基金。

很顯然的，清廷對英國的妥協，只委當地人出任總領事，而不是由清廷遣派，是進一步的激發當地華人對清廷的效忠，雖然是住在英國統治的地方。這種通過領事館的活動，使清廷佔了優勢，尤其是在政治意識的灌輸，儘管當地的華人服膺於英國的法律。

從華文教育和華文報業的發展，即可見諸一斑。在當時清廷的政治思潮影響下，華人對文化和教育乃告熱心起來，雖然於1729年，清代雍正間，檳城設有一所五福書院及1888年（光緒十四年戊子）又設一間南華義學，但屬於私塾性質，學校規模尚未形成。

第一間的正規華校，當推建立於1904年（光緒卅年）的檳城中華學校，接著雪州有尊孔學校，霹州有育才學校之設，此風一開，全馬各地紛紛興學辦校，教育風氣至為蓬勃。(13)

華人辦學，沒有得到英殖民政府的資助，完全是在自力更生的情形下，傳播華文教育。直到1920年，英殖民政府實施一條法令，要求對學校及教員進行登記和統制，並對華校實施津貼制度，雖只限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而馬來屬邦不包括在內，不過華人還是不斷發展華校。

據巴素博士統計，1938年，單在海峽殖民地與馬來聯邦的華校生逾9萬名，英校生有2萬7000餘名。換句話說，讀華校的人數遠超過英校的數目。

同樣的情形，也反映在華文報業的興起。雖然馬來亞的第一份華文報，是1815年8月5日在馬六甲創刊的《察世俗每月統計傳》，是由教會主辦，富宗教色彩，前後刊行六年半，但真正具有規模和有啟迪作用的是1880年在新加坡開辦的《叻報》。

它是一份形式較多樣化的華文報，創辦人是薛有禮，一位土生華人。他受過英文教育，但對中華文化酷愛，陳蒙鶴女士在《新加坡早期的華文報，1880年至1912年》的英文專書中，對 《叻報》創辦的動機曾分析，她認為不是為利，而是為推廣中華 文化，改進華人社會風氣，且具有愛國意識。

《叻報》內容包括新聞、社論、通訊及廣告。新聞有本坡新聞、外埠新聞及國際新聞，前後刊行51年，第一任主筆葉季允，乃被禮聘南來主持筆政，達41年之久。(14)

學校和報紙俱是傳播智識和文化的所在，對於政治思想的灌輸，也是至為重要的工具。因此，從早期的華校和華報性質看來，清廷所要宣揚的是一套維護帝制的封建思想，對於儒家學說的重視，不遺餘力，目的是要鼓起華人對清廷的效忠和跟隨保守的政治潮流。

必須提起的是華人社團，在促進民族意識和保護會員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一般認為，華人社團的組織是伴隨華人南移的產物，雖然它很早就存在，但因早期私會黨的勢力龐大，支派很多，以致成為華人社會的“保護者”，社團的重要性也就相對減低了。

直到英殖民政府在1890年對付私會黨組織後，公開註冊的社團便如雨後春筍而起，取代私會黨的作用。

當然，這不是說社團較私會黨發源遲，而是其功能在較後期才表規出來。馬六甲的青雲亭是華人最古老的結合組織，檳城的廣福宮，建於1800年。

初期，廟宇與地緣性存有混一的跡象。1801年，檳城嘉應會館的前身“仁和公司”成立，建築為廟宇，檳城的廣汀會館前身為“廣東公司”，成立於1801年。馬六甲的應和會館成立時，初稱“梅州眾記公司”，1825年改稱為“應和公司”，嗣後始再改為“應和書館”。(15)

(04) 會館會黨紛紛設立
較早時期成立的會館，多與私會黨組織脫離不了關係。同鄉團體，從故鄉帶來家族制度以及一切風俗習慣，會黨亦是其中之一。

會黨對黨員來說，是有絕對的義務，無條件扶助的團體。當權者認為，可以利用為支配的工具；農民和勞動者認為，是結合同人再好沒有的組織，革命家亦認為它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在馬來亞檳城的福建公司，和海山黨大伯公會，有近於表裡為一的關係；廣汀會館，寧陽會館和義興黨，亦有不能分離的聯繫。

若以縣會館而論，新加坡寧陽會館的創辦人，在義興黨的洪家祠中，安有牌位。無疑的同鄉團體具有封建性格。同時孫中山在華僑中，能夠組織同盟會，原因就是可以動員私會黨，所以會館事業，是有利維持封建社會的秩序。 (16)

除了地緣性的同鄉會，血緣性的宗祠外，亦有一種被認為是商工基爾特和職工基爾特組織的業緣性團體，如建造行、興和打金行、魯班行等。

今崛誠二研究馬來亞華團的結果，他發現到英殖民地政府鼓勵帶有商業性質的基爾特組織，包括同鄉會和宗祠在內，一個有名望的人，可以一身兼數職，而成為一方領袖。

當英國發現私會黨的組織已尾大不掉，且滲入一些早期的會館（前稱公司）時，乃改絃易轍，通過扶持會館、宗祠和商團來取代會黨（私會黨）的地位。廿世紀初葉，華團應運大量而生，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英國人也希望有名望的溫和派華人領袖，特別重視受英文教育的僑領，來領導社團，直接歸屬英國統治，而又協助政府推行政策。

就拿檳城來說，嘉慶5年（1800年）建立了廣福宮（廣東及福建人合作）後，又於光緒12年（1886年）在毗鄰，掛起了市政府招牌的平章會館，商業基爾特的機能，已稱為近代化了。

所謂平章，乃“平章百姓”，“同平章事”的意義，由廣福二幫人組成，目的就如前述。此種結構用以取代私會黨早期的機能。

從教育、報業及華團三方面的發展來看，其對封建制度的維護表露無遺。尊孔學校及孔教會的中華學校，即旨在推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華文報宣揚封建文化也有其功效；華團拜祭神位，除削減私會黨力量外，亦在於鞏固封建體系。

雖然這些發展和所傳播的政治意識，不全然與英國政治思潮相符合，但並未危及英國的統治地位和經濟利益，也就任由華人的政治思潮自行發展。

不過，英人認為，通過法律的控制，對於華人的政治意識的控制是有效的，更何況當時，華人並無驅趕英國人的觀念，只是側重在經濟發展和謀生，在政治上不很關注中國的政局變化，但上層份子則以取得官銜為榮耀。

第一位獲得官銜的華僑是新加坡的章芳琳，時為1869年，所得的官銜為道官，以褒獎他慷慨獻捐福建省的防務基金。之前，海外華人得不到“皇恩”之賜，是滿清政府對海外臣民，採取敵視態度的一種表現。

滿清當局一向把海外華人看成罪犯或中國文化的背棄者。但到19世紀末，清朝政府對華僑政策，發生重大的變化。1893年頒佈的一項通令，對華僑撤消傳統的限制和懲罰，並獻議保護那些回返祖國的華人。(17)

通過捐款而授予官職是一種攏絡的手法，以使僑民忠於滿清帝國。這是因為清廷在後期的經濟出現危機，不得不借助海外華人的經濟力量。

演變到後來，鬻官之舉成為清朝確保華僑效忠的一種手段，後來被利用做為一種政治武器，以對抗保皇黨和革命黨在新加坡、馬來亞華族社會的影響力。

(05) 兩種政治思想鬥爭
從歷史發展看來，在20世紀之前的華僑政治潮流是不顯著的，一般上是低調的。他們擺脫了清朝統治下的民不聊生的困境後，移到馬來亞，目的是為了謀生，而不是從事政治活動，但在被動底下，他們依附著領袖及首領的政治意識，不過從未正式的集體表明政治態度。

基本上，從甲必丹之設，到土生華人社會的形成，到私會黨的蓬勃，吸納新客成為黨員，到被英殖民政府封官收買，到被清廷封官收買，及後便展開兩種政治思潮在上層社會的鬥爭。

這種鬥爭一直延續到20世紀，而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運動，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激發整個華人社會的政治醒覺，紛加入了政治鬥爭。先是改良派的康有為到來爭 取華人，繼之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接看便是抗日的鬥爭，迄後是國共鬥爭的衝擊，轉入五十年代，民族主義興起，華人政治思潮有了一個巨大和劃時代的轉 變。

清朝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喪權辱國的時代，在鴉片戰爭（1839年至1842年是第一次鴉片戰爭，1856年至1860年是第二次鴉片 戰爭）前後，改良主義的思想即已在中國興起，尤其到了中日甲午戰爭階段（1894年至1895年）由於清朝一再對帝國主義讓步，促使一批知識份子提出改良 主義學說，其中以康有為及梁啟超為代表人物，推出了維新運動，但是遭到了當權派的反擊。

戊戌政變的失敗，迫使康有為及梁啟超向外逃亡。他們的思想是保皇的，與光緒皇帝有密切聯繫，所痛恨的是慈禧太後為首的當權派。他譴責慈 禧太後30年來的反動統治，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公敵，且是“大清十一代之罪人”，而“欲醫中國之病，唯有將此惡政府除去，而另立一好政府（指光緒皇帝復辟） 則下來俱妥矣。”(18)

康有為及梁啟超是屬於“保皇派”的代表人物，不主張推翻帝制，到海外宣揚思想時，也促請華人支持光緒皇帝，對抗慈禧太後的頑固派。

同時，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革命派也來到馬新等地宣揚革命，以推翻滿清政權，另立國民政府。
這兩種對立的思想，在馬來亞的華人社會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衝擊，但在爭取華人關心中國的政治前途方面，卻是沒有多大的差別。

保皇份子曾先後在新加坡創辦了《天南新報)（1898-1905年）與《南洋總匯報)（1905-1946年)，他們也在檳榔嶼創辦了《檳城新報》（1895-1936年）。

康有為在另一方面也宣揚辦學，鼓勵華人籌組孔廟與社團等。孔教會乃先後在馬星各地成立。有人指出，今日南洋各地有許多的華文學校，是由康有為在當時奠立基礎的。(19)

在當時的上層華人社會，分成兩種不同的看法，其一是海峽華人“峇峇”的親英思想，對中國政局不表關心。如由峇峇薛有禮創辦的《叻報》，即向康有為潑冷水，其二是與中國有關係的上層份子，他們寧可支持保皇運動，也不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

因此，保皇黨初時在南洋社會佔了優勢。例如英籍華人領袖林文慶就極力詆譭孫中山的革命，稱他是“魔王”。(20)

儘管如此，孫中山並不氣餒，他在極為艱辛的不利條件下，組織他的革命團體。私會黨的組織就成為他的給合對象之一。

孫中山也是三合會的會員，他在中國、檀香山與海外其他地方都與三合會的支會聯絡。後來在1894年，孫中山自行成立的興中會，也是依據傳統的秘密會社的方式而行，會員同樣用血宣誓，也同樣傳用秘密信號與言語。

孫中山在革命運動中，曾利用私會黨協助。他於1903年在檀香山毅然加入致公堂，並被推舉為“洪棍”，在洪門組織，稱元帥為洪棍。(21)

孫中山的興中會，總會設在中國，分會散設各地，痛斥滿清顢頇無能要求振興中國。迨至1905年，演化成同盟會，發出宣言表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

同盟會於1906年在新加坡設立，隨後在吉隆坡、檳城，森美蘭、馬六甲及瓜拉比勞，但在怡保計劃不逞，因遭受保皇黨份子激烈反對。

兩黨的政治斗爭亦可從同盟會創辦的報紙打對台戲窺見一斑。同盟會在新加坡設立《圖南日報》（1904-1905年）與《中興日報》（1907-1910年），也在檳城設立《光華日報》（1909年─迄今）。

除了通過報紙之外，革命黨人也通過演講和一些社團從事活動，最著名的便是檳城的“閱書報社”（於1908年11月在社團法令下登記）。

儘管保皇黨在馬新的政治活動，曾在初期佔上風，且得到上層份子的擁護，但同盟會則借助秘密會社的力量和中等階級的支持，展開了一場針鋒相對的尖銳化斗爭。 直到1908年慈禧太後和光緒帝於同月內死去後，保皇黨已失去一個“挾天子之名”的號召力，而且清廷日益腐化，眼見大勢已去，一些上層份子也掉轉方向，支 持孫中山了。

根據史料顯示，華人群眾並未全力介入保皇黨及同盟會的活動，這是由於他們並不十分瞭解這些的政治斗爭，而且這兩派的人，多數週旋在中上層社會，尤以孫中山的身份更為特殊，他備受英政府的監視，不能自由活動，以致需要通過其他團體及報章來宣揚它的理想。

(06) 辛亥革命帶來激盪
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帝制，建立國民政府，這個歷史轉變給華人社會的政治醒覺，帶來巨大的震盪。

究竟同盟會有多大的政治力量呢？根據一位革命黨領袖鄧慕韓統計，1908年在東南亞有3000名同盟會的會員，大部份來自馬來亞、新加坡兩地。

日本觀察家，估計從1909年到1910年，在新隆檳三地約有2500名會員。如果此說無誤，則其成員只佔當時馬新華人十五歲以上人口的0.3到0.5巴仙。但是在孫中山於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臨時總統後，許多中立派及保皇派份子轉而支持孫中山先生。

形勢為之一轉，尤其是在武昌起義後（導致清廷的滅亡），檳城有5000人剪掉辮子，怡保也有2000人返回中國參加孫中山的革命。在捐款方面，檳城有6000到 8000元，怡保有4000到5000元，吉隆坡有4000到5000元及其他市鎮也響應，總計 3萬元到4萬1000元不等。

參加同盟會的人也增加至佔當峙華人15歲人口的4.4巴仙至5.9巴仙。 (22)

總的來說，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雖然已有所改變和較為積極，但上層社會仍有分歧，有人拒絕支持孫中山，吉隆坡的礦商陸佑及姚東生即為兩個例子。他們不介入 革命是有一些因素的，譬如不願捲入任何與現存政權對立的活動，同時他們是在英國的保護下，得以成為巨富，他們因此與英國的關係較為良好，而對 中國的效忠缺乏熱忱。

不過，也有富商轉變他們的思想立場，如霹靂的礦商胡子春。他本是保皇派的人物，較後讚揚孫中山的革命是中國的先鋒隊。

正由於孫中山在為理想奔波時所遭受到的挫折，乃轉而向中下層人民，以爭取他們的支持，特別是受過教育的中層階級，在閱讀孫中山的言論及報紙的鼓吹文章後，華社思潮起了急速的變化，對滿清的暴政起惡感，對外國的侵略產生抗拒心理，他們甚至本身也成為宣傳家。

據知，此時期，在霹靂有2000名華工返回中國，那些尚在礦地的礦工，也合捐了1萬元。這說明了孫中山的政治宣傳已打進華人的中下層社會。

除了工人以外，低層的人物包括私會黨員、小販、三輪車夫，乃至賣笑女郎及乞丐也捐款給革命運動。 (23)

儘管歐陽昌大在其論文《新加坡華人對辛亥的反應》及崔貴強碩士在其論文《星馬華族社會運動的主流問題》中，提到辛亥革命對整個華人社會的衝擊並不是很大，也不是澈底，但他們並沒有否定對20世紀初，華人的閉塞，保守與冥頑思想起了多少的衝擊。

王賡武教授在其論文《1900-1911年海峽殖民地華人保皇黨份子及革命黨份子》中指出：“介於1900年與1911年間，最主要的不是經濟與社會的變遷，而是海峽殖 民地華人，傾向中國的思想與態度的轉變。” (24)

(07) 民族主義思潮興起
二十世紀初期，根據顏清湟博士形容，在這個時期馬、新華人介入中國的革命活動是史無前例的，雖然革命活動主要在於拯救中國，但對海外華人有深遠的影響。

這種影響可以分成三類：海外華人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海外華人團結力量的增長及新思想的湧現。

其一，由於民族主義的思想鼓吹，遂使到數以千計的海外華青，回到中國參加推翻清朝，甚至犧牲生命，並有許多捐款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從1911年啟開的民族主義思潮，成為馬新華人與中國維繫關係的主要指導源泉。

同時，這種思潮也帶看反對外來勢力的意念，一直發展下去。

其二，在孫中山先生展開革命之前，海外華人是不團結的，也有幫派的斗爭。不團結阻礙了革命思想的傳播，幫派斗爭影響華人社會的經濟成長，並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團約合作。

當孫中山先生於1906年，在吉隆坡主持同盟會支會成立儀式時發出警告說：本地華人的不團結，最終將導致整個華人社會的崩潰。乃通過同盟會，展開各種宣傳 運動。如閱書報社、夜校、戲劇表演，使到不同力量的集團，為孫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他們學習相互瞭解，相互合作以解決共同的難題。通過不間斷的聯 繫，華人的團結精神和國民意識乃被加強和發展起來。

1909年在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輸團結思想的組織。

一項最主要的發展，便是在學校傳播華語，逐漸打破用方言教學。當然保皇派在這方面也有其貢獻，它使到華人有了共同的媒介語。

我們也注意到，在這個時期各州成立的中華總商會（最初為華人商務局）。雖然這些組織是清廷所贊成的，有傾向清廷的思想意識，但對殖民地政府也無弊，因此先後被允許成立起來，這類組織容納各幫派代表，而在促進諒解及團結方面，有了多少的幫助。

成立最早的是檳城中華總商會（1903年），繼之關丹中華商會（1903年），雪蘭莪中華總商會成立於1904年，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成立於1906年，以後各州各縣都有商會之組織。

顏清湟認為，中華總商會是當時越過方言藩籬的最主要的組織。固然於1911年後，華人社會基本上還是保持幫派林立的現象，但辛亥革命運動，無疑已吹起了團結之風，“這是至為重要的第一步，否則不富有今日的成果”。 (25)

其三，革命思潮帶來了新的思想，衝擊了舊社會和舊傳統。利他主義，捨己為群，平等和自由之觀念不斷傳開。女子學校受鼓勵設立，女人允許加入社會活動，也參加孫中山革命。

平等主義：男女平等及不分年齡，和愛國主義：利他主義及捨己為群，成為改變海外華人社會的兩個主要社會力量。

孫中山革命成功後，便將同盟會與另四個團體併合，1912年8月13日成立國民黨。這個政黨較後在馬來亞獲允許成立支部。由於英國當局認為並非與英殖民政府對抗，1912年12月18日，新加坡成立了“北京國民黨星洲聯絡支部”。

1923年，這個支部8個重要職員中，有七個為英籍僑生，包括一位早期抨擊孫中山革命活動的林文慶博士。國民黨在馬來亞繼續合法活動，直到1925年其註冊被吊消，理由是未根據社團法令提供所需的資料。 (26)

雖然如此，國民黨的活動未停止，而是繼續秘密地存在。另一點是，袁世凱在辛亥革命成功後，抓住北方軍權，又掌握尚未全面滅亡的清廷大權，孫中山為顧全大局，只要實行共和，即可退位，以致1913年袁世凱篡奪大權，就任大總統，旋後又想復辟帝制，於翌年下令解散國民黨。

在日本和外來勢力的支持下，袁世凱逐步地滑向做皇帝的美夢，當然他是在喪失主權下，換取日本的支持。原想準備於1916年登基為“中華帝國皇帝”，沒料到各地軍政反叛，在氣怒之下，這個被萬民所咒的大野心家，終於1916年6月6日死了。

際此時期，中國已陷入軍閥割據局面，孫中山眼見革命果實行將化為泡影，又起而討伐，於1924年，在廣州成立南方政府，加強海外華人的聯繫，以尋求支持結束中國的分裂局面。

翌年，孫中山先生不幸病逝，統一中國的大業未能完成。這期間的中國，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中，外國勢力因此有機可乘。

1927年，蔣介石取得國民黨的控制權，從茲和1921年成立的中共，展開了長時期的斗爭。

我們把時間轉回1919年5月4日，當時中國爆發一場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運動，大大地改變了華人的思想。

五四運動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是在中國最脆弱和最危難的關頭下，掀起的新思想運動，向封建制度和舊禮教展開無情的揭露和抨擊，從而喚起人們的政治意識。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白話文被提倡，新文學運動也應運而生了。

同樣的，馬來亞的華人社會也起了變化。“馬華新文學是接受了中國五四文化運動的影響，具有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在馬新地區（包括北婆羅洲）發展起來的華文白話文學。” (27)

1919年10月初，新加坡新國民日報創刊，其副刊《新國民雜誌》及另一些版位如《時評欄》、《新聞版》等，出現了一定數量、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白話文章，這是馬華新文學史的發端。 (28)

毫無爭議的，五四運動對馬來西亞華人思潮的啟迪具有很大的作用，馬新華文報刊、雜誌的蓬勃出現，話劇運動的推廣，對整個華社的思想，起了一種革命性的變化。

特別是對知識份子而言，思潮的激盪加速了他們對政治的熱心和更加關心華人社會的問題及切身的利益，文化和教育的興盛自不在話下。例如《南 洋商報》於1923年創刊，《星洲日報》於1929年創刊，《現代日報》創刊於1936年，《星檳日報》創刊於1939年，就是在新文化運動催促下的產物。

(08) 反日運動成為主流
在政治行動方面，1919年馬新華人社會也展開反日運動。五四運動的反日餘波，很快就衝擊到馬新的華族社會，引起了共鳴。

工人學生群起騷動、搗毀日貨、洗劫日人工廠，秩序大亂。接著檳島也發生騷亂，吉隆坡亦有小規模的示威運動。 (29)

由此看來，馬來亞華人的政治思潮除了被灌輸傾向中國，以從清廷中拯救出來外，更帶有反抗侵略的行動，尤其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橫行更是義憤填膺，繼而轉入反帝國主義的時代。

這個時候，英國殖民勢力也是介入中國的其中一個，因此對馬來亞華人政治的醒覺和矛頭對向外國侵略者感到不安，乃採取行動取締，但迄至國民黨於1926、27年北閥勝利後，英國政府又改變其態度。

但是，巴素博士注意到，左傾思想已出現，包括搜獲反英及反帝國主義的文件。

1927年，蔣介石的清黨和中共的分裂，也波及馬新華人社會。左派團體和國民黨的斗爭時有所聞。但在大局來說，抗日仍然是一個主流，因為日本軍國主義者已逐步的佔領中國的領土，且企圖稱霸整個亞洲。

繼之1928年的濟南“五卅慘案”，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及翌年“一二八事變”，直到1937年的“七七蘆溝橋事變”，在在使到中國和亞洲處在日本軍國主義的陰影下，臭名昭著的“大東亞共榮圈”，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炮製出來的霸權毒流。

這樣一來，抗日救亡運動成了馬來亞華人的主流思潮，激起了空前的群眾運動，1937年的反日運動是由華族巨商陳嘉庚所領導，中下層人士熱烈反應，其中尤以下層的勞動工人，出錢出力，不惜一切犧牲來完成歷史任務。

而文化及教育界人士也口誅筆伐，籌款義捐。連接而來的是大規模的抵制日貨。更為重要的是，這次運動突破了馬華社會傳統的幫派觀念，組織了全馬籌賑總會，共策進行。 (30)

抗戰的宣傳工具──文學，也出現了一個波瀾壯闊的局面。鼓吹救亡，鼓舞士氣，懲戒漢奸，抵制日貨，籌款賑濟傷兵難民，組織華工赴華服務等等，成了許多作品的熱門題材。

從馬新富商陳嘉庚的歷史，可以看出他的政治思潮的變化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華人思潮的其中一個傾向，當然他並不代表全體華人的思潮，因為土生華僑就和他的思想有一段距離，即使是南來的華人也不盡然是與他具有同樣的想法。

(09) 富商嘉庚辦報興學
海外華僑展開反日運動時期，若解讀馬新富商陳嘉庚的一生歷史，幾乎可以說明，當時一部份華人的政治思潮演變。

王賡武教授把海外華人化分三個集團：甲集團，他們主要關心中國政治和中國對外政策；乙集團，他們主要關心社區政治；丙集團，他們已進入非華人的權力金字塔，而不管是否由土著、殖民地宗主國或是民族主義者掌權。

陳嘉庚是屬於甲集團，但又帶有乙集團的影子。他於1890年（17歲）南來新加坡，他的父親陳紀柏已先在新加坡開基立業。1910年，他擁有資產45萬元。

1909年，他認識了孫中山，1910年剪去辮子，加入中國同盟會，斷絕與清廷的關係，是為他從政之開始。

辛亥革命爆發後，他負責籌款救濟閩省同胞及維持治安。1913年在家鄉興辦集美小學；1912年又創辦廈門大學。

1928年3月5日，日本軍國主義派兵佔領濟南，慘殺外交官蔡公時及民眾，是為歷史上的濟南慘案。

消息傳至新加坡，陳氏召集各界成立山東慘禍籌賑會，匯去130萬元，並號召華人反對日本侵略，展開抵制日貨運動。他在所創辦的《南洋商報》廣為宣傳。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北三省，陳氏在新加坡召開僑民大會，通電國際聯盟（聯合國前身）及美國總統，敦請履行條約，維護世界和平，否則大戰即將到來。

茲因世界不景氣隨之而來，陳氏的經濟蒙受嚴重損失和打擊，終在1934年將陳嘉庚股份有限公司收盤。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全面抗戰展開。1938年10月10日，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他出任主席，接看並被選為馬來西亞各區華僑籌賑書通訊主任。

籌款總數每年達到1億6000餘萬元，但許多捐款落入當時國民黨一些高官的袋子。

他堅持抗日，反對妥協，因此對當時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之主張對日和談提出駁斥和反對。形容汪是“秦檜賣國求榮”。

汪精衛主和失敗後，逃往越南。1940年，陳氏率領南僑總會慰勞團，回中國慰勞抗日軍。過後他對國民黨政府感到失望，乃傾向中共。

1942年，馬新淪陷時，陳嘉庚避難爪哇，1945年8月，日本軍國主義投降，10月6日陳嘉庚自吧城回到新加坡。1946年，他用南僑總會長名義，拍電美國總統杜魯門，要求停止干預中國內政，不再援蔣，以使內戰終止。

這一年，他在新加坡又辦了《南僑日報》，對國民黨政府展開抨擊。1949年5月 5日他從新加坡回國觀光。較後在中國定居，1961年逝世。

陳嘉庚在抗日戰爭時期是南洋華社的領袖，但他坦承籌款數目不是十分理想，雖然也不叫人失望。

他說，除了資本家及僑生多不認捐外，其他如認過一次特別捐後，鮮肯再認常月捐，故逐月成績僅有此數（逾200萬元），若資本家及中等商行，肯將其逐月入息，捐出十分之二、三，則全馬義捐可增許多倍。至放逐月有此200多萬元，大半有賴貨物捐及各遊藝會所收集。

而英屬北婆羅洲，華人雖有8萬餘人，勞動界佔大部份，抗戰後諸埠亦多成立籌賑會，但認常月捐僅古晉、詩巫數萬元。 (31)

陳嘉庚的歷史，在戰後以來的一段時期，被人利用為指華人忠於中國的例子，但香港中文大學講師鄭赤琰博士在一篇論文中這樣說：“不錯，一些華僑和陳嘉庚在50年代以前，將大部份財產移回中國，但這是在馬來亞獨立前的事，也較中共於1949年建立政權為早。” (32)

無可否認的，在辛亥革命後至抗日的年代，僑生社會鮮少介入這類的政治活動，除了極少數領袖如林文慶等人外，絕大部份置身度外，因為他們忠於英殖民政府。由約翰甘馬（JOWA R.CLAMMER）所著的《海峽華人社會》一書中可窺見一斑。

但他說，戰後以來，峇峇（Baba）在新馬政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英國殖民政府對於華人的抗日運動先是有所擔心的，怕局面會失去控制，危及其統治地位和經濟利益，最顯著的是已被國民黨及左派團體的鬥爭所困擾，迄至七七抗戰開始，內部的鬥爭才緩和，而矛頭一直向外。

有人形容這是馬來亞華人首次表現出，團結的大好形勢。

較後於1939年，英國宣佈對希特勒作戰，而希特勒又是與日本軍國主義者狼狽為奸，造成英國改變對華人的態度。配合著反抗侵略行動，馬新的華人也曾幾次舉行援英募款運動，慰勞英軍及救助世界任何地方受難的英國人。

英國政府深受感動，允許華人公開抗日，抵制日貨，且於1941年日本南侵時，英人謀使華人政黨共同站在同一個戰線上。

“所以在1941年，華僑動員委員會，便在陳嘉庚主持下成立，動員委員會獲得國民黨及共產黨的贊成，及得到湯姆斯總督的祝福。該會在許多方面參加抗日軍的工作，直到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淪陷為止。” (33)

但是，巴素博士認為，1940年國民黨與中共，在重慶成立一項合作協定促成馬共與英國合作抗日。

“戰後，馬共曾公開活動，於1948年發動叛亂，退出法律範圍， (34) 在緊急法令頒佈下，成為非法團體。”

從辛亥革命、抗日戰爭直至日本投降，馬來西亞的華人政治思潮是從低潮走向高潮，然後又有所分裂，國民黨派和左派的鬥爭即為一例。

不過，新的政治思潮已在戰後出現，蓋過了以前的潮流，那就是不分種族的愛國意識和民族主義的抬頭，紛紛要求國家獨立，我們將在另一章述及戰後以來的政治思想的再一次大轉變。

從戰前的歷史變遷看來，馬來西亞約華人在政治上是有所分歧的，即使是華社本身，也因方言互異，幫派林立，一直到今天。

至於思想上的落後與迷信的一面，則未因五四運動全面消除。

相反的，在人民之間仍然存在，甚至因各種的變相慫恿，封建的思想有大行其道之虞，對華人的政治醒覺無疑是一股阻力。

不過，總的來說，在戰後的馬來亞華人，已從傾向中國政治轉向效忠於馬來亞。
這種政治思潮，標誌若華人思想的轉變，是值得重視的轉捩點，也是一個新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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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01) 魯白野著《馬來西亞的民族與人口》（馬來亞新志／1975年出版）
(02) 崔貴強碩士著《亞細安華人的政冶活動》／人文與社會科學論文集／新加坡全國職總奮鬥報／1977年出版
(03) 許雲樵著《中華民族拓殖馬來半島考》／雪蘭莪中華大會堂54週年紀念特刊 ／1977年出版／P507-549
(04) Malaysia Politics By Gordoh P.Means
(05) 黃存燊著《華人甲必丹》／張清江譯／新加坡國家語文局1965年出版
(06) 鄭文輝著《新加坡的私會黨》／新文化機構1981年出版）
(07) 巴素博士著《馬來亞華僑史》／劉前度譯
(08) 黃存燊著《華人甲必丹》
(09) 姚丹（木+丹）著《馬來亞華僑史綱要》
(10) 鍾敏璋編著《馬來亞歷史》
(11) 黃存燊著《華人甲必丹》
(12) 林孝勝碩士著《清朝駐星領事與海峽殖民地政府間的糾紛》1877-1894年（收集在新加坡華族史論集，南洋大學畢業生協會1972年出版
(13) 鄺國祥著《廿五年來的馬華教育》／星檳日報銀禧紀念冊／p26-32／1964年出版
(14) 王慷鼎碩士著《新加坡報業起源》／人文與社會科學論文學
(15) 劉問渠著《華人社團的歷史發展與中華大會堂》／雪蘭莪中華大會堂慶祝54週年紀念刊1977年出版／p494-502
(16) 日本今堀誠二博士著《馬來亞華人社會》／劉果因譯／檳城嘉應會館擴建委會1974年出版
(17) 顏清煌博士著《清朝鬻官制度與星馬華族領導層》／1912-1977
(18) 胡濱著《中國近代改良主義思想》／中華書局出版
(19) 歐陽昌大著《新加坡華人對辛亥革命反應》
(20) 歐陽昌大著《新加坡華人對辛亥革命反應》
(21) 鄭文輝著《新加坡的私會黨》
(22)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l911 Revolution By Dr.Yen Cheng Hwang
(23) 與(22)相同
(24) 崔貴強著《星馬華族社會運動的主流問題》
(25)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l911 Revolution By Dr.Yen Cheng Hwang
(26) Malaysia Politics by Gordon P Means 1976
(27) 方修著《馬華新文學及其歷史輪廓》萬里文化企業公司／1972年
(28) 方修著《馬華新文學簡史》萬里書局出版／1973年
(29) 崔貴強著《星馬華族社會運動的主流問題》
(30) 崔貴強著《是馬華族社會運動的主流問題》
(31) 陳嘉庚著《南僑回憶錄》香港草原出版社
(32) Overseas chinese In china's Policy:A Case Study Of Malaysia By Dr.C.Y.Chang
(33) 巴素博士著《馬來亞華僑史》
(34) lntegration In A Plural Society-The Chinese In Malaysia By Dr．Goh Cheng Tei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