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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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8.2.05

我碰上了“513”历史悲剧

现在我说回第一件大事,也就是1969年5月13日是马来西亚的政治分水岭。
当5月9日大选成绩出炉后,令联盟政府大吃一惊。在国会104个议席中,联盟只赢得66席,比所需的半数(52席)超过14席,仍然可以组成中央政府,但却是1955年以来蒙受最大挫折(以后的历史也证明,这是联盟参加大选最糟糕的选绩)。不仅失掉槟州政权,连雪州及霹州组州政府也是遭遇困难。反对党中,无疑民政是大赢家,而民主行动党则夺得13个国席(与马华同等数目)。
这种民心思变也造成选后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一边是反对党举行胜利游行;另一边是雪州巫统在哈仑领导下也举行胜利游行,结果局面失控,终于爆发5月13日的种族暴乱(这就是历史上的“513”悲剧)。
我们说回民政党在槟州脱颖而出后,林苍佑在11日顺利地在槟州元首府宣誓就任首席部长,与王保尼卸任几乎同时进行。这意味着林苍佑已是槟州第一号人物,自然要乘着首长专用车PG 1号离开元首府前往槟州政府大厦办公。而他原先乘着的老Ford Car只好交由老友朱炳钦代驾回槟州政府的停车场。


对槟州人民而言,这是极其和平的移交政权,根本没有紧张的气氛。民政下上虽然士气大振,也没有刻意展示力量。毕竟已经执政了,一切都回复正常。


可是在槟州以外的局势就显得不平静,尤其是雪州和霹州,正在为组州政府的事进行角力。反对党要联成一气起而代之,可惜内部不协调,尤其是民政党不认同这样做,行动党甚为失望(这也是为什么行动党后来与民政党起冲突的一个导因)。


就在槟州人民沉浸在胜利和展望新的未来之际,突然平地一声雷,在5月13日惊闻吉隆坡发生暴乱,而且情势日趋恶化,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宣布戒严。东姑阿都拉曼在电视台宣布此重大骤变,第二天国会中止。


东姑认为这场种族暴乱是“共产及反国家份子有计划的阴谋”。但内政部长伊斯迈在调查后发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共产与政府一样感到震惊”。他并进一步宣称“民主已经死亡”。


我们报社在5月13接到骚乱和死伤人的事件,大家都感到事态严重,下意识中麻烦已在全国蔓延,果然槟城也不可幸免地成为戒严地区。


我当时在做什么呢?刻下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我们看到大街上增加不少军警人员,街上行人和车辆已渐渐减少,我们被告知戒严是在全国进行,只允许早上一段时间开放。


于是凭着记者的职责,我们到警局采访新闻,但同时被警告不要随意到处采访新闻,否则有意外发生,咎由自取。我们也被告知某“敏感”地区已被控制起来。这就是说,记者的自由已受限制,我们只好跟随巡逻的警车进行采访。


不用说,那个晚上已是戒严,全市晋入“死城”。我是没有办法回家了,但报社又没有地方供这么多人挨夜,又碰上当天我生病发烧,只好借同事林文立在牛干冬的住家暂住(算是离报社较近的地方)。
在半夜时分,我偷偷打开窗口往外边一望,但见军警走来走去,一见有“风吹草动”,便发出警告声,连我这么小心翼翼的窥望,也被发现,并被警告闭窗睡觉,不要探头探脑。
第二天我卧床不起,感谢林文立的帮忙,帮我买药治病。可是我老是不能安下心来养病,一心想回到报社工作。隔天我勉强抱病上班,心中有无限的感慨。一个热闹与繁华的城市,怎么变得“死气沉沉”,人心惶惶而浮动?
我心在想槟城并没有暴动,何需大仗阵?由这件事不由得我想起1967年时槟城曾面临一场劳工党发动的罢市,最后不幸演成种族间的小冲突,也是因之导致戒严。


已有了“经验”的槟城人,对戒严令并不陌生,但说什么也不自在,包括我们记者顿然感到寸步难行,即使在大白天解禁时分进行采访,也不得不战战兢兢,因为我们只是从电視,电台和报社電訊了解全国动态,并不可能完全掌控整个局势。我们在那个时候,也得到警方发给“特别通行证”,不过有证在身,依然是不能通行无阻,到了戒严时分,也得回报社或回家。


在此时此刻,每个人才感觉到自由的可贵。我们的报社也为林苍佑松一口气。我们都说,幸好他在11日就宣誓就职,如果迟两天,是否能顺利接棒,就是个未知数。


说到这,林苍佑得感谢王保尼“知恩图报”。当王保尼在9日知道大势已去后,便在10日拨电向林苍佑表示祝贺,并告知后者在11日到元首府移交职权。


王保尼之所以输得口服心服,那是因为林苍佑是他的恩师。没有林苍佑,就没有王保尼风光12年。如今政治师父卷土重来,他是心甘情愿让林苍佑顺利登台。


林苍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就任不过两天,竟会发生如斯严重的暴乱。他除了不断通过报社吁请槟州人民冷静与守纪外,也本身马不停蹄到“敏感”地区走动。在任何的大小场合,他總不忘告诉人民局势已渐恢复常态,政府正全面控制时局,很快会解严了。


老实说,槟城是不需要戒严的。根据我们的采访和对局面的评估,人民平静与心平气和,并无不满之处,也不认为有需要什么抗议,更遑论要示威游行。当然这只是槟城人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不知道其它州的实况。


事后政府宣布的死伤数目如下:196人死亡(华人143名,马来人25名,印人13名及其它人士15名),180人受枪伤,259人受其它武器致伤,9143人被逮捕,5561被控于法庭,6000人无家可归,211车辆被毁及753间建筑物被捣毁或失火。


这可说是马来西亚最严重的一次种族冲突的大悲剧。许多70年代出生的人对此印象模糊,甚至一知半解或一无所知。但历史是不能抹掉的,它永远是“国殇”的标记。


因为“513”事件,东姑失去权力,权力转移到敦拉萨手中。


因为“513”事件,敦拉萨在1970年提出“新经济政策”,启开经济“革命”的年代。


因为“513”事件,华人的政治权力进一步转弱。整个政济格局起了十分微妙和重大的变化。郭拉萨更直截了当地说:这是巫统组成的政府。他推出了“以党治国”的政治哲学。


因为“513”事件,我们记者在新闻报导上更为谨慎和自律。有许多问题已不能再论述。“新闻自由”慢慢变成“新闻自律”。我们在那个时代有最深刻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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