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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7.6.05

《星檳日報》的悲歌

《星檳日報》轉入七十年代,有一個較大的改變,那就是政府規定公司必須要“本地化”,而原屬于《星系報業》一環的《星檳日報》及在吉隆坡的《星洲日報》就要進行股權上的改組。于是《星檳日報》注冊成有限公司,以有別于是新加坡的公司。


改組后的《星檳日報》,在股權上引進了本地人參股,但最大的股權仍然操縱在胡氏家族的手里。換句話說,胡榆芳代表了胡氏家族而成了這家報社的董事總經理,地位更上一層樓。但不變的是,他的大老板還是胡文虎的第二代。等于胡家沒有完全放棄這兩家報社;較后便派出胡家第三代長駐吉隆坡,掌管這兩家報社。這是發生在1974年的事。


雖然形勢有變,但大家都知道實體未大變。胡榆芳顯然比以前做得更起勁,因為他也是股東之一。據我所知,在當年改組時,《星檳日報》的繳足資金是馬幣150萬元,這不包括報社的建築物,只是包括《星檳日報》的內部設備、員工、出版及印刷准證和一切如常的操作。股權開放大概40%,報社的職員也被鼓勵參股。以這么小的資金來運作一間報社是不簡單的事。但胡榆芳就是做到了。不僅于此,在1976年時,胡榆芳向全體股東宣佈《星檳日報》年賺一百萬元,等于是股金的三分之二,並派發股息10%。這除了說明《星檳日報》報份和廣告十分穩定外,也說明他運籌帷幄得當,懂得開源節流。不錯,他對一些的開銷是吝嗇的,對增加收入是笑逐顏開的。


從50年代到70年代的整整廿多年,胡榆芳已成了《星檳日報》的“神主牌”。員工們開口閉口都說是總經理說的;外面的人有事要找報館,也是直接與胡榆芳說情或論理的。在內外的印象中,胡榆芳確立了他的個人“權威”。


不過,了解內情的人知道不是這么一回事。因為報社之大,人員複雜也不是胡榆芳一個人管得來的,他還是需要將權力下放。他每天所要做的兩件大事是:其一是早上盯著廣告部,而且每天把員工呈上的比較表詳細閱讀,一有漏掉什么廣告或為何沒有這則廣告,他就會調廣告經理問話,總是要廣告部戰戰兢兢地面對競爭,不能有鬆弛的態度。


其二是下午盯著編輯部,他要知道今天有什么大事發生。然后他會找下午才上班的相關編輯,問說為何會漏掉有關的大新聞。若不滿意,也會喋喋不休。


這幾乎是他每天的例常公事,大家見多不怪,頂多是希望他不會過久的逗留。因為有他在現場,會產生某種的壓力,最好在不需要找他的時候,他不會突然站在你的身后看你工作。


胡榆芳的榮耀一直維持到80年代初期。在這個時候,胡家已放出風聲,準備把兩家報紙賣出,讓有心人來傳承中華文化。


此時胡榆芳的心里有些心急,他不想《星檳日報》就此易手。于是希望胡家能拆開來賣。他有把握可以集資買下《星檳日報》,但沒有想要買下《星洲日報》,畢竟后者的賣價是不匪的。


可是胡家認為不要留下手尾,最好是一起出手。再說,《星檳日報》在當時是份有利可圖的報紙,合起來賣會比較值錢。


胡榆芳在無奈下,只好置身度外,看胡家怎樣做決策,最后的成功買主竟然是檳州的發展商林慶金,大家都跌破了眼鏡。


林慶金是靠建屋發展起家的,在當紅的年代,他一口氣吞下《星洲》與《星檳》兩大報,確實令人刮目相看。于是人們開始對林慶金注意起來,他們不明白林金慶為什么要辦報?


當此宗買賣在82年付訂金的時候,胡榆芳知道“大勢已去”,但買賣總有個過程,林慶金一時也入不了主,胡榆芳還是掌管大權。


不過林慶金此時要安插一個人進駐經理部,他選中曾在《星檳》長期服務后來離開到沙巴謀生的李良樹,要他在內頭謀一份差。就這樣李良樹“搖著令箭”來到《星檳》向胡榆芳報到。


這種情形使我想起在70年代中期當《星檳》改組完畢時,有一位本地董事姚傳賢安排他的女婿進入《星檳》當副經理,作為代表他們一方的“高層人員”。


李良樹事后向我吐苦水說他來到《星檳》什么職權都沒有,就是看上看下,然后給林慶金作報告。他成了胡榆芳和林慶金之間的夾心人。這顯然是份苦差,李良樹“拿苦來辛”。


在僵持和轉手的過程中,我曾經好心地安排林慶金與胡榆芳會面,我們三個人就在依恩酒店的西餐廳用餐和交換意見,我的意思是胡榆芳與《星檳》是形影不離的。即使是手續清完,也還要留他一段過渡期或三五年來穩定大局。畢竟在成交時讓胡榆芳即刻退休會衍生很多問題。


可惜這頓飯局並沒有得出雙方滿意的安排,林慶金有他的想法;胡榆芳也有他的想法,整個報社也因之籠罩著一片“愁雲密雨”的氣氛。


在胡榆芳半鬆弛的狀態下,他一向在70年代中期最反對的職工會組織,又在此時醞釀復蘇。


70年代中期,胡榆芳正對《星檳》進行改組,因此不要職工會給他壓力。到了80年代初期,他眼見就要退出報壇,也就不反對職工會在報社成立。


職工會的重新活躍,對于接手《星檳》的林慶金無疑是最大的挑戰之一(這是后話,在此不提)。


1983年胡榆芳正式退休,離開他一手“翻生”的《星檳日報》,前后一共33年。在這段歲月中,是胡榆芳一生中最大輝煌,集榮譽與成就于一爐。但光輝總有漸光失芒的一天,胡榆芳在痛苦中脫下“報人”的外裝,過著悠哉閒哉的日子。只因為他不是老板,如果他是老板的話,我相信今天的《星檳日報》仍然在北馬“獨領風騷”的。


但也感謝胡榆芳為《星檳》打下紮實的根基。1974年一元對一股的股票,在轉手時暴漲至三元八角兌一股的價格。短短的6,7年光景,《星檳》股價三級跳,我們這些小股東都樂開了懷。


從1982到1996年的13年間,胡榆芳的生活是頤養天年,四處游山玩水,也參與一些社交活動。很不幸的是,與他一生榮辱相關的《星檳日報》終于在1986年遭遇厄運,被銀行查封。《星檳日報》氣數已盡,回天乏力。這是始料未及的。同樣不幸的是在1996年12月11日,胡榆芳走完他的一生,終年90歲。他帶著一生的遺憾到“天國”去與《星檳日報》“再續前緣”。有人說是胡榆芳一手造就了《星檳日報》,也是在他的手上開始走向“錯誤的軌道”,以致失敗收場。但這是誰的錯?歷史遲早會有公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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