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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10.4.09

解读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 (直挂云帆)

在4月3日就任我国第六任首相的纳吉,发表了他的简要施政纲领,除了一口气宣布释放13名内安令的拘留者及撤消两个反对党党报(即《哈拉卡》与《人民之声》)的禁令外,也郑重强调建立“一个马来西亚(1 Malaysia)”的理念。有人解释为“全民的马来西亚”或“一个属于全民的马来西亚”,但我认为纳吉的话语藏玄机,而且极为巧妙地运用“一个马来西亚”演绎他的未来愿景,以有别于反对党所提出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个口号也在最近的巫统大会上,被刚退任的首相阿都拉所非议,斥为不利马来人和不利国民团结)。

事实上,如果我们深入分析纳吉的理念,它可以做很多层的解释,看你从什么角度来理解。这当然比起马哈迪所建议的要在2020年达致先进国宏愿中所塑造“马来西亚民族”来得高明,因为它既不必引颈企盼,而且马上收效。谁人不知道马来西亚只一个?但纳吉显然让人存有遐想的空间,也满足每个人的愿望。不论你是任何种族,只要你是马来西亚人,就不得不承认和接受我们只有一个马来西亚,即使是拥有种族主义思想的人,也很难反对这种新口号。

在“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下,他延伸出来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当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时,东马的两个州——沙巴和砂拉越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离心,虽然它们加入马来西亚时,尚附加了20点的备忘录,享有西马各州所没有的某些“自主权”,如移民与劳工条例即是。

在这种特殊的安排下,操控中央政权的联盟与及后的国阵政府,也不可避免地数次面临东马的“分离主义”的挑战。例如1966年的砂拉越首席部长宁甘被中央罢黜,导致双方关系闹僵的事件,乃起因于中央发现砂州政府的“抗命”和不协调,有离心之意。自此之后,中央先后在1970年支持阿都拉曼耶谷(原中央教育部长)及1981年支持泰益玛目(也原是中央部长,目前仍在位)出任砂州首席部长,总算稳住了分离的隐忧。但砂州的政局有别于其他州,它依然是土著保守党坐大,形成地域性的造王者,巫统并未东渡砂州,双方关系隔了一层。这就是说,砂拉越是唯一没有巫统的州,也只好靠成员党对中央的效忠来强化和巩固“一个马来西亚”的思想。

同样的,沙巴在早年也出现离心现象,例如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时,忝为沙巴卡达山统一机构领导人的唐纳史蒂芬(原为第一任沙首席部长,1964年被调任中央部长,让位给过渡时期的罗思仁出任首席部长)事先未获照会,声言要重新检讨加入大马的条件,使到中央对他另有想法,乃在1967年州选后,支持沙统的慕斯打化出任首席部长,以挫史蒂芬的背离之心。未料势力膨胀后的慕斯打化成为一方霸主,不再听命于中央。如敦拉萨在1974年调他出任中央国防部长,却面对“微臣抗旨”,结果在1976年州选中央扶持一个新政党——人民党起而执政,又再让已“听话”的史蒂芬(此时已皈依回教,改名为福尔)重任首席部长,不久因飞机失事丧命,州政权落在副手哈里斯手里。不幸地哈里斯后来又走上慕斯打化的道路,自视山高皇帝远,不再听命中央;也就在1985年由拜林领导的团结党取而代之。1990年拜林脱离国阵倒向东姑拉沙里的反对党阵线,结果在1994年被马哈迪“惩罚”而大权旁落。这一年正是巫统东渡成功,也就名正言顺成为沙巴的主导政府,直到今天已是政权牢固。但沙巴目前面对庞大外来移民(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的)的困扰也是纳吉忧心忡忡的,不能等闲视之。

尤其是308政治海啸后,国阵组成的中央政府终于意识到东马的支持是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也是稳固政权的重要基石,因此争取和巩固东马的政治势力已成为国阵的首要考量,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概念的出台就是昭告天下,没有东西马之分,也不可能发生分家事件;反之,在他的领导下,他认为东西马都是一家人,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内部协商和解决。这就是为什么纳吉在他的演说中附加上下列重要的词句:“我将会坚守承诺,满足所有国人的要求与希望,因此我邀请所有人民一起推动国家政革,接受塑造一个以民为先而有所表现的国家,请与我一道开始这伟大的长征。”

正因为语义具有多层的解释,纳吉的“一个马来西亚”在西马也由国阵其他成员党自我诠释为全民的马来西亚,因为西马不存在任何州属的分离意图,他们对“一个马来西亚”的理解是整体的改革,包括平权和民主乃至言论自由以及纠缠多年的贪污、滥权与司法公正的课题。对此纳吉的承诺修改内安法令和对异议份子与反对党采取宽容的应变之道也在第一时间获得正面的回应。

姑不论此举是否产生政治效应或是有其政治议程,纳吉显然已是先释出其善意来缓和政治的紧张局面,以期掌握主动权。

就此而言,纳吉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展现其以民为本的施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个方向:一个是新内阁的组成反映职权的适当分配与权力下放的新人新政;其二是中央与各州政府关系的重新检讨,一视同仁的拨款以推动各项发展计划利惠民众。

至于需要时间处理的重要课题包括种族、宗教、教育、文化、就业、治安、司法等等。毕竟国阵这么长时间的统治(50年),也累积许多“疑难杂症”,不是马上可以矫正过来的,更不可能“一匡就正”,因此我们还是需要给新首相一些时间来一一消化和改革。总而言之,国人正期待纳吉能在短时间内让人对其新政耳目一新,并有立竿见影之效。

刊于2009年4月9日 《东方日报》

1 条评论:

  1. "不幸地哈里斯后来又走上慕斯打化的道路,自视山高皇帝远,不再听命中央;也就在1985年由拜林领导的团结党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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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ot true.

    Harris was very close to federal and even instrumented the controversial hand over of Labuan to federal.

    He was at odd with Pairin who's then the newly elected "Huguan Siou", the Paramount Leader of the Kadazan Dusun community; so much so that he even victimised the Tambunan people by relegating the District Administration to another district, namely Keningau, and caused hardship to the Tambunan people. It happened after Berjaya lost badly to Pairin in a by-election at Tambunan in 1984.

    It was Musa Hitam who sympathised with Pairin that he approved the registration of PBS 2-3 months before the state general election in 1985 which was called 1 year earlier.

    Berjaya & USNO combined lost to PBS by simple majority of 2 state seats only.

    The rest was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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