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我的照片
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18.9.09

新政党引起的争议 (跃马扬鞭)

又一个新的政党突然间出现在政坛,取名“爱国党”。究竟是什么来头,只能靠推测。由于注册地点是在北海,第一个想到的可能与被民政冻结党籍的范清渊有关,而范清渊又是与张庆信有一定的关系,前者是国阵后座议员俱乐部的执行秘书;后者则是主席,也就难免被牵扯在一起。

抑有进者,张庆信不久前也回应说他的政党(砂民进党)为什么不可以西渡?言下之意,他不认为西渡有什么不妥。现在既然一个新党在“乱世”(指政坛乱局)中诞生,肯定不是心血来潮,也肯定是有所为而来。因此人们的第二个推测又想到与马华党争主角之一的蔡细历有关,因为马华方面有人放出消息说有一个新党将会出现,而且大有来头。

客观而言,这个新党肯定大有来头,不然为什么会这么快批准?断不可能是名不见经传的陈荣洲(食品商人)发起的政治团体,他与他的同志都不是我们熟知的政治人物,也就可以推想他们是背后政治人物的代理人。

不过在这个关键时刻,说这个政党与蔡细历有关也是颇具争议性的。当他在打翻身仗时,应不可能节外生枝给自己添乱;但是否是相关人士的一个隐议程,一时倒也无法说清楚。

总而言之,马来西亚政坛此时冒出一个新政党,显然是有一个布署。这个布署也在有意无意间针对马华和民政而言,主要是企图为国阵建立一个“新势力”或“第三势力”的平台,以争取华人选民回流,因为经过多次的补选证明华人票尚未回流,加上民政与马华和巫统的关系并不融洽,自然有人准备在此时以“救世”姿态出现,以整合国阵的势力。但这样的努力有用吗?这样的一个不具正名的新党会是“第三势力”吗?能够为国阵解套吗?且让我们回到历史来看看一些政党命运,就可以从中了解政党的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人而异的。换句话说,领袖的魅力和影响力决定了政党的命运。

举例来说,一生中最会创党的人相信非林苍祐莫属。他在1950年从政(被委为槟州议员)之后,就在1951年在槟城发起组织“急进党”,且参加乔治市议会选举旗开得胜。

1954年,他被感召参加马华公会后,也就放弃对急进党的领导。在缺乏有魄力的领袖操盘下,急进党终于“无疾而终”。

1960年,林苍祐正式修函退出马华公会,而于1961年成立“民主联合党”。这个党虽在芙蓉成立,但在1963年闹分裂后,大本营搬回槟城。也因为有林苍祐坐镇,民主联合党才能在1964年的大选探出头来。

1968年,陈志勤邀请林苍祐合组民政党,启示了林苍祐第二度思及将整个党导入民政党(正如1954年将急进党绝大部分华裔党员导入马华一样)。于是在林苍祐的号召下,宣布解散民主联合党,而槟城实力也变成民政党槟州分部。

虽然是分部,其实也是民政党的“总部”。在林苍祐的指挥下,民政终告翻天,在1969年大选跃居成为槟州执政党。这是林苍祐三变下在政治上翻身的实例,而且都以槟城作为变天的基地。

第二个三变的成功例子是回教党主席布哈鲁丁。他在1945年战后领导成立马来国民党(民族党)(1950年被英政府查封,被指受共党渗透)。而在1955年参与布斯达曼成立人民党。一年之后,应回教党之邀请,他成了回教党主席。他的这一过档和他的政治魅力,造就了回教党的壮大直到今天。

不过,改变码头也有失败的实例。例如布斯达曼在1962年被内安令扣留后,他的人民党的权力就逐渐转移到学者卡森阿末及赛胡申阿里的身上。当他出狱后,人民党已不再是他的桥头堡,唯有在1971年另立“无产阶级党”,结果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人民党在布斯达曼之后也一直展翅难飞。由此可见,领袖的魅力是党的灵魂,离开了魅力领袖,这个党就不再闪闪发亮。

还有两个失败的例子也不得不提,其一是1971年民政党闹分裂后,陈志勤就率其人马成立社会正义党,一时声势浩大,且在1974年全面参加大选,正面与国阵较量,侧面与行动党争地盘。结果社正党一败涂地,只剩陈志勤和王裕好(槟州议员),足以证明陈志勤远远不及林苍祐的魅力。后来王裕好又加入马华而后吞枪自杀。陈志勤则行动不便,在1978年放弃竞选,改由徒弟陈胜尧守甲洞,可是不敌行动党。就这样社正党收档了。

其二是1978年大选前夕,槟州民主行动党主席叶锦源与中央秘书长林吉祥失和而退党。前者不满卡巴星“飞象过河”来槟州(原本是吉打州议员);后者则坚持安插卡巴星在槟竞选。

退党之后的叶锦源一怒之下,率众成立“社会主义民主党”(基地在槟城)。不久之后,他又结合另一位行动党强人范俊登的加盟。范原是行动党副秘书长,他在1974年打败人民进步党主席SP辛尼华沙当选国会议员名噪一时,但因不满林吉祥对内安令持有两种标准(在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上为新加坡辩护,而在马来西亚则反对内安令),而退出行动党。

可惜的是,不论是1978年的大选或1982年的大选,社民党虽有强势领袖,但魅力不足,也就先后交了白卷,党也因此走进冬眠而消失于政坛。

大概是因为新党一般上生存的机会不大,在80年代之后,我们的政坛就不兴组织新党的玩意儿,反而在东马流行分割性的块状政治版图。不过80年代之后则是马来政治的分裂,先是80年代末的46精神党(东姑拉沙里领导)及后是90年代末的国民公正党(安华领导)的衍生都是冲着巫统而来,前者斗争已告失败而回流巫统;后者与巫统的斗争正进入胶着状态;尤其是在争夺回教党资源方面,更无妥协可言。

因此在此时此刻炮制一个新党,对民联而言是多余的;对国阵同样没有新意和价值。如果有人想以第三势力立足政坛,那么领导人要亮出底牌。反之,若新党在短时间内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没有一位强有力的魅力领袖在领航,那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刊登于2009年9月14日 《南洋商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