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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4.4.10

三大华团应回归本位 (跃马扬鞭)

虽然马华公会新领导层邀请三大华团列席马华会长理事会议风波已暂时告一段落,但华团是否应该介入政党政治已引起反弹和争议。

在一边厢是马华新领导层首次公开地邀请三大华团列席会长理事会,以便能共同讨论华社的课题。这在马华看来是一项“突破”,也是马华开放门户,接纳华团进入其门槛的开始。因为在过去的一段长时间,马华与华团的关系已不再水乳交融,而是华团在有诉求或有困境时,基本上才会要求声称代表华人的马华公会代为解决。但与其这样的被动,不如改为主动,让华团也融入马华议事中。这应该是马华领导层所要表达的意愿和达成的效果。

这里出现两个争议:(一)马华作为一个政党,即使只是邀请三大华团列席会长理事会而不是中委会,它会不会有去政党化之嫌,也就是将马华下调与华团打成一片?

(二)马华是否比任何时候更需要华团陪伴在其左右,即使不是100%的推心置腹,至少也不会成为马华的敌人或公开与马华唱反调?

就在马华上下仍未消化这样的大动作之时,另一边厢的三大华团却也在第一时间陷入困境。我们姑且假设马华新领导层事先有与相关华团领导人打过招呼而获得正面回应或不置可否的反应,因此马华才敢公布这样的决定。

就在这个消息公布后,华团的领导人原先认为没有什么不妥却引来舆论的大震荡。一时之间,议论纷纷。

这是因为华团与马华手牵手的同时,却面对两个争议点:①华团一向强调“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在参加一个政党的会议成为列席者之后,它可能被认为如果不是这个政党的附属单位,那便是这个政党的一个下属。这样一来,不超越政党的“信条”被打破了。其实我一向对“超越政党,不超越政治”的说法存疑。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进一步讨论。姑且接受这样的说辞。②一些华团在308政治海啸后,或多或少萌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愿景”,那就是可能越过政党,直向布城提出诉求,甚至成为“华社”一方之言或代表。这意味着华团可能扮演政党的角色,但这是正确的途径吗?

如果这边厢和那边厢同样有两个疑点和争论点,那么三大华团参与(或列席)马华会长理事会议对双方都不好,也不是恰当的流程。为什么强把不同性质的组织凑在一起“共商华事”?选择党外交流不是很好吗?既然在党外交流彼此没有压力,而过去也经常这样子做,为什么要让“交流”的性质变成“党内”事务(列席会议意味着关起门来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的事)?这又能收到什么直接效果呢?因为还有一个ATAS。就我们看来,马华是希望在308政治海啸后能借助华团的力量来强化马华的政治代表性;而华团也抱着反正“并无损失”的心态来与马华“同舟共济”。岂知效果适得其反。

毕竟今时不同往昔,以前反对党势力微薄,无法影响华团的走向。例如1982年董教总矢意与民政挂钩,行动党除了抗议并顽抗外,并无法阻止华团亲向执政党。今天反对党已成为一些州的执政党,实力不亚于华基执政党,因此华团的任何举动已不能再沿用以前的思维和模式来进行,而是必须考虑其他政党的感受;更何况在华团内也有不少是反对党支持者。因此华团领导人无需因表面工夫而引起会员的不满与抗议。

如果说华团曾与执政党合作有不愉快和痛苦的经验(如1959年因林苍祐受挫于马华导致马华及董教总组成的三大机构名存实亡;如1971年马华鼓吹华人大团结运动,导致华团要自行注册而与马华分裂;如1982年董教总转向民政“打入国阵、纠正国阵”失算后在1990年转向行动党提出两线制),那么当下的三大华团(华总、商联会及七大乡团)又何必将自己绑在一棵树上授人以柄,这对马华也没有益处,真是不利己也不利人。

因此三大华团回归本位是正确和明智的决定,私下和公开的交流几百次也没有人质问,列席马华会议可就百口莫辩了。就不要在此时给政局“添乱”了!

刊登于《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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