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4.11

再论政治擂台 (天下纵横)

上一期谈及政治擂台,似乎言犹未尽,现再补充我个人的看法。

无可否认的,如果是在过去,这类的辩论肯定不易甚至无法进行的,因为当权的一方或说国阵吧,都极不愿意在处下风和挨打的情形下与反对党同台骂战,因此每当反对党的领袖或名嘴向执政党领袖挑战辩论时,后者总是回避,大有“不与你一般见识”的婉拒。

这就是说,在马来西亚政党间的同台辩论或面对面唇枪舌剑是不多见的;当然不是说没有,比如在华基政党中,就有68年行动党林吉祥与民政党赛纳吉博士的“文化大辩论”的重头戏;又如90年的翁诗杰与林冠英直接过招;而接下来让人记忆犹新的就是308政治海啸后的林冠英与许子根的电视辩论(2008年8月)。

由此可见,马来西亚还不流行摆政治擂台,包括安华与巫统的沙比里电视辩论(2008年7月)也十分罕见。这之中涉及的因素不一而足,最常见的理由就是“不与你直接周旋”,你爱唱独角戏就自唱吧!我记得很清楚,去年行动党的倪可汉与马华的马汉顺的辩论会就是各说各的而摆不成擂台。

姑不论这之中谁对谁错的问题,关键是马来西亚并没有提供一个平台,让政敌正面过招,大部分的时间是在隔空骂战或发文告的口水战。这样的一来一往虽不失民主的表现,但就是孕育不出对民主真意的阐述:敢于面对挑战,敢于与政敌交锋。

由于缺乏这种“训练”,大凡从政者都不是天生口才一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后天不断的学习来发展自己的辩才。究其因不外是:①参加执政党的被告知少说话多做事,不必强出头,更不鼓励与政敌对骂。于是养成一种被动与听话的心态。②参加反对党的,虽然发挥的空间较大,但也要看运气,有的人就是选不上议员,久了就自我引退;有的只担任一届就下车了;再加上过去反对党的议员数目有限,如果要挑出辩论人才,也不见得会在同一个地区同一时间找到“旗鼓相当”的名嘴应对挑战。

可是308政治海啸后,政治生态大大地改变了,反对党在大有斩获下组成民联,更在四个州拥有执政权;执政党除了巫统“老树盘根”外,其他成员党都受了创伤;尤其是西马的马华和民政,更是伤痕累累。

当情势翻转过来时,意味着民联有更多的议员在“恭候”国阵的精英放马过来。不过,这都需要媒体或民间组织的推波助澜才能成事。

巧合的是,不少民间团体都愿意提供平台让不同政党的代表同台演讲,就是少见重量级的人才“同台开战”;反而是“爱管闲事”的时评人喜欢口沬横飞对政治的时弊大加鞭鞑,顺带也批判了执政多年的国阵,自然形成国阵的人马还是“少参为妙”,以免被骂得“狗血淋头”。

因此倒是要佩服今次槟州国阵勇于“打破沉默”敢于接招,它派出民政的涂仲义、民青的陈嘉亮、马华的许文拢及陈清凉参加政治擂台。这些人明知道参加这样的辩论是吃力不讨好的,甚至会被台下的过千听众发出呜呜声和喝倒彩,但他们还是接受主办当局的盛情邀请,算是走出了政治海啸阴影的第一步,也是从政者应有基本勇气和胆识。

另一方面,居于优势的民联队更是当仁不让,它派出行动党的黄伟益、杨顺兴、公正党的沈志勤与黄思敏迎战。

老实说,这两队的人马都是辩才不错的高手。虽然他们都是二线的人物,尚不是一线的领袖,但临场表现可圈可点。即便这场辩论没有输赢,却让听众上了宝贵的政治一课,值得发扬和推动。
为此我也对听众有所要求。他们可以不认同国阵一方的言论,但也无妨保持君子风度让辩论员自由表述,不同意的可以不鼓掌,却无需喝倒彩与发出嘘声。这样一来,今后肯定会鼓励国阵的人才也勇于表达和引导我国的民主向两线制发展。

因此,我还是要鼓励国阵的人面对群众,当中可以从群众的反应中探知和了解民意,并从中改正失误之处,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教育与学习管道。

刊登于2011年4月25日《号外周报》第527期

林吉祥“合并论”行得通吗?(跃马扬鞭)

民主行动党权威领袖林吉祥在砂州大选揭晓后的第三天,出人意表地提出行动党与国民党合并的建议,不仅让人感到新鲜,也确实有些愕然。

因为自从于1966年注册成为合法政党以来,民主行动党似乎从未提及要与政党合并的大件事。换句话说,行动党一向以来习惯在政坛上单打独斗,不会与同类性质的反对党商谈合并,至多是与它认可的反对党组成竞选阵线,一对一向国阵挑战。例如1971年由陈志勤领导的社会正义党(由民政党分裂出来)就在1974年的大选中与行动党无从合作,只能全面开打。直到1990年才与46精神党合作。

从以上实例反映出行动党对合作对象是有挑选性的,它决不会与它同性质的华基政党谈商合并,而是先扫除反对党阵营内的对手(社正党及社民党就此而收档),才来向国阵猛烈开炮。

因此我们不感到惊讶的是在1971年时,马华公会曾私下献议民主行动党解散加入马华,以换取数领袖入阁和当副部长的建议遭到断然拒绝。

根据当年的历史资料显示:由于行动党在1969年的大选一鸣惊人,一举夺下13个国会议席,与剩下13个国席的马华打成平手(参选33席,输掉20席),也就触发行动党的秘书长吴福源与马华头头暗渡陈仓,商谈合作事宜。但行动党似乎较兴趣加入联盟或参与联合政府,而不是解散加入马华,结果谈判告吹。

无独有偶的,正好在那个时候,砂拉越的国民党(SNAP)被边缘化成为反对党,与行动党成为一对“难兄难弟”。事缘在第二任首相敦拉萨主导下,他通过砂州的特殊州选(1970年仍处紧急状态时举行的砂州大选),撮合左翼的人联党加入联合政府,与土著党、保守党(1974年后合并成土著保守党,马兰诺人领导,达雅族人排在第二位)组成联合政府,一脚踢开国民党。

国民党原本是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成立时是砂州的老大,由其党主席加隆宁甘(达雅人)出任首席部长,直到1966年与中央失和后被罢黜,才改由保守党的领袖达威斯里(达雅人)担任首席部长。

虽然1971年后国民党大权旁落,但这个标榜多元种族的政党还是以达雅人为主。不幸的,在80年代国民党闹分裂,衍生达雅党再由后者挤入主流政治。

及后国民党又分裂出民进党,而达雅党也分裂出人民党(后两者皆为国阵成员)。这就是说,虽然达雅人(包括伊班人和比乃友人)是砂州最大的种族和土著,却是四分五裂的族群,政治取向不明朗。

在这种情形下,气势大不如前,乃至声望江河日下的国民党在2006年的州选时已是一败涂地,只得1人中选州议员;今次又再全军覆没,且有25名候选人按柜金被没收,只有1人保住按金(虽然后来国民党又声称中选为独立议员的乔治阿拉贡已回归国民党),在在显示它已是奄奄一息了。如果没有做出改变,那离“荷兰”也真是不远了。

值此低落时刻,林吉祥向厄运连连的国民党伸出橄榄枝,表面上看来是要吸纳国民党的达雅族人,实则也是在为行动党寻找新的定位。不过这样的建议,看来也是知易行难的,甚至会找不到下文。理由如下:①国民党是个老牌的政党,因为有一个时期由黄金明领导,导致达雅人的领袖廖莫宜另起炉灶成立达雅党。这意味着两党合并后在砂州由谁领导将是一个大问题。

②人民公正党从2006年到2011年都宣称它是达雅人的守护者,可是在今届的州选又与国民党闹翻,以致后者沦落到今天一无所有。万一行动党与国民党合作成功,公正党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③不要忘记,国民党只是砂拉越一个走向式微的政党,不具备全国性的基础。因此如果与国民党合并,单指砂州政治还说得过去;若是涉及全国政治,也就会有“意见差异“的后遗症了。

④行动党忝为扎根在西马的政党,它这样的从东边合并来强化西边实力的策略,是否行得通也大有问题,毕竟今日的国民党不再是昔日强大的国民党了。

这样的说来说去,虽然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但对行动党在砂州的新定位则是十分重要的。如果砂州的行动党要本土化和在砂州有一番大作为,它一定要吸收人联党的经验,让行动党也本土化;至少砂州的行动党要快速的本土化,用新思维新策略来应对未来的国会大选。因此还是让砂州行动党自行评估东马的未来政治走向,以便为合并或未来的整合寻找正当的理由。

刊登于2011年4月25日《南洋商报》

评蔡细历的“不入阁论” (直挂云帆)

虽然不是举世惊言,但也确实太过出位了。马华总会长蔡细历在第一时间向在砂州选中一败涂地的人联党建议“其议员不应入阁”,否则将被华人认为他们斗来斗去也只是为了当官。他希望他们有勇气“敢敢不入阁”,以便给华人一种印象:即人联党的政治斗争不只是为了做官。他所持的理由是人联已失去华人的支持,若当官只会产生负面的印象。

我不知道蔡细历是从哪个角度(立场)来看这个大问题,如果是以国阵的立场,他不可能也不被允许有这样的说法和想法;如果是站在马华的立场,他是不能越俎代庖为人联党做出决定。因此我们只能推论他是站在华人的立场“饶以大义”,但这样的思维和建议行得通吗?他一方面劝人联党不入阁(也有一谈是只限华裔议员不入阁);另一方面又劝人联党继续留在国阵,表面上看来似乎合乎情理,实则自相矛盾。

首先国阵是由13个政党组成的大家庭,虽然巫统处于绝对领导的权威地位,但也会分配官职给成员党。由于僧多粥少,成员党也经常为争官位而起争执。最明显的莫过于1974年民政正式加入国阵后,与马华在政府职位各有坚持而弄得面和心不和;又比如在1974年大选过后,加入国阵的人民进步党因在吡州选举大败,而要求国阵继续给予一官半职。

这就是说,既然加入了国阵,也就当仁不让要求分配官职。如果因为竞选失利而自动放弃官职,又继续留在国阵内,它又有什么角色可扮演呢?人民进步党今日在国阵的处境就是依赖委任上议员而拥有官职,如果没有一官半职,它继续留在国阵内,不仅被边缘化,更不可能在大选中会因为它没有“一官半职”而获得人民的同情,投票让这个党“复苏”起来的?

就拿马华对民政的关系来说,蔡细历或可请教李三春为什么在他当总会长期间(1974-1983年)不断地向民政施压,甚至不惜牺牲自我(1982年敢敢移师芙蓉挑战火箭老大曾敏兴)来换取马华在槟州的“公平政治地位”,乃至也觊觎首席部长职位,因为他不能容忍马华在槟城被打压而抬不起头来。虽然后来马华功亏一篑,林建寿在阴沟里翻船,但也反映了政治斗争就是要获取权力,没有对和错的。如果按照蔡细历的逻辑,既然槟州华社已不需要马华代表,那么马华应安分守己不要争取官位(正如蔡细历的逻辑,不入阁仍留在国阵),马华能打翻身仗吗?

由于蔡细历的振振有词劝人联党勿再入阁,有记者问为何在2008年大选后马华蒙受挫折下又接受入阁事,他的回答也蛮可爱的:“当时我并不是总会长”(英文《星报》,18-4-11)。虽然是避开关键问题,但我们还得实事求是地剖开马华的本质和它的政治性格。

例如在1959年,当林苍祐领导马华公会向东姑首相(联盟主席)呈密函要求分配1/3国席给马华,以便在日后修宪时马华会得到征询,结果引发大论争。东姑表明不再与林苍祐领导的马华合作;后来在折衷下,也就是马华通过继续留在联盟,但林苍祐因而被牺牲了,换上陈修信接管领导马华。这反映出在关键时刻马华会调整自己来顺应巫统,而不是与巫统对着干。

再一个例子更接近蔡细历的思想的是发生在1969年大选后。当时马华参选33席,只赢了13席,输掉20席。于是马华中委议决既然不受华社支持,也就不加入内阁。这是一个大胆与历史性的决策,与今日蔡细历向人联党的建议同出一辙。可是在“513”种族流血事件后,马华又改变初衷,接受入阁担任“特别任务部长”(不挂官职)。这就是说,马华的“不入阁又入阁”的戏剧性的变化,皆是发生在陈修信领导的时代。直到1971年国会重开,马华公会的四位部长又担任了官职部长,而且也到处鼓吹华人大团结运动。在那个年代,由于华社活在“513”阴影下,也极力支持马华入阁,无形中给马华提供一个“正当的理由”继续当官了。如果当时是蔡细历担任马华总会长,他会像陈修信那样还是义无反顾地拒绝入阁呢?

同样的,蔡细历言犹在耳,人联党的当选议员黄顺舸也与其他七位原任部长宣誓就任了,除开落选的陈康南外。这就是说,首席部长泰益玛目(16日州选胜利后的当晚就宣誓就任)也快速地委任原同僚继任部长,以免节外生枝。至于人联党有什么其他想法,也许将会在现实比人强底下自我调整。

从这样看来,人联党不会强力拒绝入阁,因为它还有不少的委任官职分布在砂州各地,不可能因州选失败就自动放弃官职权力。

再说,如果还要继续留在国阵,则放弃官职与权力岂不是等于政治自杀?有哪个政党甘于留在国阵而又被冷落的?在308 政治海啸后,沙巴的人民进步党退出国阵就是不满被忽略在国阵的地位。这也显示出如果一个成员党在国阵内无所作为的话,退出国阵也许是情非得已的选择。于此,这又扯及2008年大选后的民政党因它的惨重挫折也一度使到党内外人士建议它退出国阵,因为在大选后,它的领袖并没有被安排分享内阁资源,只是保留两名副部长(其中一位还是上议员呢),有被边缘化之虞。

但在当时党内的主流意见是:如果退出国阵,民政又往何处去?它在国阵内留下的真空岂不是被马华全面取代?

正因为举棋不定也使到民政无法为未来做出重大的改变,直到2009年4月纳吉上台后,才一改民政的挨打困境,许子根也在纳吉的内阁中有了职位,算是找到一个支撑点,足以和马华的部长平起平坐。当然许子根也是在备受挖苦声中继续他的政治生命和领导民政面对未来更大的挑战。退一步而言,如果民政无官职,它还留在国阵内,能起什么作用吗?

再退一步说,如果在2008年大选时,蔡细历已是马华总会长,他会建议马华不入阁吗?他会说因为华社不支持马华,因此马华不应该代表华人来担任部长?

客观而论,蔡细历应该不会这样说和这样做,因为马华还有15名国会议员(输掉25席),再加上一批上议员的数目,也就使到马华可以继续享有参与执政的资源。当然按其逻辑,可能又是另一番解释了。

试想,如果308后,马华如同蔡细历所说,不入阁只留在国阵,它今天会有更大作为吗?

由此我们得到的结论是:除非退出国阵,不然留在国阵内就要争取官职;蔡细历之建议也就不成立和不被认为是实际的。

如果说用不入阁来敲醒华人不支持国阵所造成的“朝里无人”的后果,那错在华社或政党本身?蔡细历应心知肚明的。

因此与其意气用事,倒不如切切实实让华基政党在国阵内加强合作,集思广益,要求国阵来一个改变和更大的调整政策,以迎合华社之心更为恰当与务实!

刊登于2011年4月21日《东方日报》

民政与人联“同病相怜”?(现代春秋)

砂拉越第十届州大选的结果是老树盘根的人民联合党(SUPP)终于第一次面临几乎被连根拔起的厄运。代表国阵参选19个州议席,结果只维持6席,而且也只有两名华裔议员当选,剩下的13位华裔候选人全数落马,包括党主席陈康南也饮恨沙场,保不住7连冠。有人因此形容人联党已失去代表华裔的地位,未来前景十分黯淡;也有人形容这是民政党的翻版。

在这方面,民政主席许子根说:“民政与人联党确实有相似之处,两党在过去的大选都获得人民的支持,但是现在或许因为某些方面不足,让选民不满。”

他指出两党都是以反对党起家,都是为了国家的更好发展,才加入国阵。如今人联党应该重新检讨策略,以加速转型和改革计划。

究竟人联党和民政党有什么相同之处,又有什么不同之处?我们倒可以从历史及现实中找出它们的异同点。

无可否认的,人联党是较民政党更早成立。它在1959年注册成为砂拉越的第一个政党时,砂拉越仍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它创党宣言是要遵循宪制斗争,以最终获取独立。它的理念是以多元种族为斗争的基础,后来逐渐发展成左翼社会主义政党。

正好在那个年代,马来亚的劳工党也与人民党合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社阵),也就与人联党有了共同的斗争目标,进而发展成为兄弟党。

因为标榜社会主义,当1961年马来亚首相东姑提出马来亚计划时,人联党就加入社会主义的大家庭,高举反马来西亚旗帜。虽然人联党的最高领导层并不十分认同,但在形势比人强下还是唱着同一个调子,指责马来西亚计划是“新殖民地产物”。

当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人联党的左翼份子就开展地下武装斗争,砂共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人联党也因卷入这场残酷的斗争而备受镇压与煎熬。

本来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前,人联党有一个机会通过三层选举(即指先选市及乡县地方议会;再由控制议会者推派省议会代表;最后由省议会代表选出州议员组成州议会)来控制州议会。无奈人联党在民那丹县议会控制失败(人联与联盟各占7席,互争1名独立议员,结果他跑到联盟阵营,人联失去控制权,也就失去第三省控制权),失去夺权机会,转由联盟(土著党、保守党、国民党及砂华4党组成)组成州政府。在1963年9月16日的马来西亚正式成立时,国民党的加隆宁甘出任第一届首席部长,人联党只好靠边站成为在野党。

因为马来西亚的成立已成为事实,人联党也就开始转变立场,不再一味反对马来西亚。1965年5月9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倡议马来西亚反对党组成新阵线,取名为“团总”(马来西亚团结机构)时,人联党就一马当先参加其中(结果引发党内分裂,因为“团总”谢绝社会主义党加入,违背人联党的社会主义路线)。这个时候,人联党的主席王其辉与秘书长杨国斯开始与林苍祐接触。当时林苍祐也率其民主联合党参加团总。这可以说是人联党首次与林苍祐建立政治联盟关系。

刚好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团总”无疾而终。人联党才松一口气,否则势必造成党分裂。

虽然“团总”夭折,但人联党与林苍祐的联系并没有中断。后来的政局发展使到人联党与社阵(劳工党)越行越远。劳工党在1968年宣布杯葛未来大选,人民党并未跟随,人联党也未与之起舞。这就是说,1968年判定人联党有一个改变,那就是它继续宪制斗争,参加1969年的大选,不认同杯葛的决定。

也是在同一个时间,林苍祐又让他领导的民主联合党(UDP,简称民联,但与今日的民联同名只是巧合,彼此毫无关系)摇身一变成民政党(Gerakan)(1968年) 。这个由陈志勤发起而获得林苍祐支持的新政党在1969年的大选中澈底地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这一年的大选,联盟不仅在国会丧失2/3席优势,也失掉槟州政权,改由林苍祐领导的民政党上台执政。

民政党从一开始只是标榜走“温和社会主义路线”,并未如人联党走左翼的国际社会主义路线。因此民政积极地介入选举而自我创造出春天。这就是说,民政党的上台执政也给了人联党政治灵感,思及转型来成为执政党一员。

机会很快就来到人联党的跟前。事缘1969年的大选后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后,敦拉萨取得中央政府大权,他随即安排在砂拉越“开创”新的联合政府,那就是拉拢人联党参与执政集团。在一切安排妥当后,砂州在1970年7月举行州大选(其时国家仍处于紧急状态,敦拉萨特殊安排举行州大选),结果遂人联党所愿,它成为联合政府一员,即土著党、保守党与人联党合作,将国民党摒弃在政治主流外。人联党的逆转令许多政治观察家大跌眼镜,但也算符合一个政党常理中的说法:政治就是为了获取权力。因此人联党加入执政初期并未引起大反弹,反而在1974年促成第一批砂共走出森林,与政府达成和解(第二批或最后一批砂共是在1990年走出森林)。

由于人联的参与执政,虽然属于“二奶”,但也算给华人社会带来希望。可是随着时日的流逝,人联党也因权力的诱惑而渐渐地使自己变质和自我满足。它的情形与民政党大致上是相同的:
当1970年人联党成为执政一员时,民政党正陷入党内的“宫廷政变”。经过苦斗林苍祐才敉平这场惊险万分的夺权阴谋,但也因之欠下敦拉萨一个人情。这是因为敦拉萨训令4名巫统议员不可在槟州议会内倒林苍祐,而是保持弃权,让林苍祐继续领导槟州政府。

有了敦拉萨的出手相扶,民政党终于在1972年步人联党的后尘与联盟合组联合政府。事实上,从那个时候开始,敦拉萨的策略是连锁性,他也拉拢回教党及人民进步党加入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在70年代成为一个时尚,促成敦拉萨在1974年决心将联盟改头换面成国阵,这事也正好发生在敦拉萨成功访华,与中国建交之后的大件事。凭着这一优势,敦拉萨领导的国阵在全国大选中一枝独秀独占鳌头成为大赢家。

从那个年代(1974年)开始,民政与人联的命运已捆绑在一起,两党的交往也以国阵的精神为基础。而为了顺应国阵,这两党的变化也是不相上下的,最主要反映在彼此都不再强调社会主义;彼此的路线也开始向右转,从一个左的或中间偏左的政党蜕变成右的或中间偏右的资本主义政党,甚至成为利益集团的政党。毕竟执政党总比在野党有更多的资源分配和调动。

虽然人联党在2006年州选时已出现危机,而民政曾兄弟般地给予关心与协助,但人联党并不认为有何紧急,倒是信心满满地应对5年前的大选。讵料在不经意下,选民给予狠狠的教训,让它输掉8个议席(参选19个)。本来这是人联党转变的最好时刻,但它不以为选民对人联党有“恶感”,也就依然故我地不做改变。

同样的,民政党也不认为有改变的必要,因为历届的选举它都成功地击退反对党;尤其是行动党的来势汹汹,没有理由会在2008年的大选有突变。

突变就是在不知觉下发生的,2008年的政治海啸几乎打民政党一个措手不及,在槟州的地盘被夷为平地,一夜之间它失掉所有的议席,大本营沦陷了。那一刻,民政党比人联当跌得更伤和更痛,许多人也开始对这个党指指点点,更有人指说它已经被“泡沫化”了。

无独有偶的,3年后的今天,人联党惨遭滑铁炉,与3年前的民政有异曲同工之似?这就难免让人将之“对号入座”。

可是民政党仍不信邪,它在这3年来也试图再站起来。在这方面,究竟民政有没有改变和振作起来是见仁见智的,而坊间的意见认为民政的改变尚是不明显的。

就在全国大选很可能不久来临之际,砂拉越的州大选又向人联党投下炸弹,这一炸又几乎将人联党在华社的招牌砸碎了。

有人因此批评人联党5年来不思求变。这一次真的是被选民狠狠抛弃,能否再站起来,还要看它的斗志和毅力。正因为这样,有人说它步上民政的后尘,伤的程度不亚于民政的308,两者似乎“同病相怜”?你说它们是“患难一对”吗?

不论你认不认同民政和人联党是否是“难兄难弟”,这两个政党若要在未来仍是掷地有声的话,它的领导层非做出全面和痛苦的改变不可!

刊登于2011年4月21日《光华日报》

人联与火箭的痛与乐 (直挂云帆)

砂拉越第10届州大选终于在众说纷纭下落幕了,虽然国阵再一次取得三分之二优势,重新掌握了州政权,但是,忝为国阵第2大友党的人民联合党却遭遇惨重挫折和打击,可说是在阴沟里翻船。这是人联党始料未及的悲惨结果,但却是人民作出的痛苦选择。人民之所以要求改变和放弃对人联党的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党自从在1959年成立之后,就逐渐的在政治立场上摇摆不定,譬如60年代在支持或反对马来西亚计划上,领导层之间也不明显的持有不同的看法;又譬如在1965年加入李光耀领导的“团总”也发生分裂。直到1970年,人联党才有一个脱胎换骨之转变。

这个转变考验了人联党要继续保持其左翼立场,或放弃社会主义斗争理念,结果在形势比人强之下,人联党领导层选择了加入联合政府,整个过程是颇具戏剧性的;其过程是这样的:1969年大选后发生513种族冲突事件,国家民主暂时被终止,当敦拉萨于1970年取得中央领导权后,他就开始与人联党领袖“暗渡陈仓”,密谋策划人联党加入联合政府。在一切就绪后,同年敦拉萨就宣布在砂拉越举行州大选(1970年时国家仍然处于紧急状态)。果然不出所料,选举结果是三分天下,土著党12席及保守党8席(合起来占20席),人联党占12席,国民党占12席,这就是说当土著党、保守党及人联党组成联合政府时,意味着国民党已被拼弃在执政门外。

从那个时候开始,人联党陷入了不断纷争的政治斗争,最后还是以右派势力占上风,而继续的保持与国阵之合作,这个时候,左派势力开始衰退,甚至被边缘化;而执政的人联党领导层开始吸收另外一批认同执政集团理念的人加入,也逐渐的与人联党最初创党时的社会主义理念分道扬镳。

在这种情形下,人联党逐渐的蜕变成为资本主义之政党,甚至利益集团之政党,不但与昔日左翼党员越走越远,而且到后来这个政党的领导层几乎已经跟群众脱节。虽然这样的一个政党在国阵的大家庭里是不相矛盾的,甚至可以坐在一起共同合作,但是,它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人联党了。

正因为这样,当2006年第9届州大选时,人联党第一次尝到了空前挫折,参加19个州议席,输了8个。本来人联党因趁那时的打击痛定思痛,正本清源的寻找失败的根源,然后对症下药,以新形象、新作风及新素质来面对未来的挑战。遗憾的是,过去5年来,人联党并没有深刻的吸取5年前失败的教训,还是依然故我,不但领导层没有变动,而且党的路线仍然是模糊不清,尤其令华社感到费解和迷惑的,为什么党领导层不思改进,不思求变,而且一直自以为是的继续过去那种被批判,被指责的软弱作风。例如在2007年时党内掀起一股改革之风,后来却不了了之;又例如陈康南承诺他只继续当党主席3年,可是5年过去了他还是党主席。这样一来,如何让人信服人联党已经改变了?不宁唯是,人联党的领导层对于首席部长的政策和施政不仅没有批评,也没有有效的纠正土地政策所引发的民怨,而且成为砂州政府不为人民所欢迎的施政辩护者,这种种的所作所为都让人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因此,我们不必怀疑当权力又在回到人民手上时,他们手中的权力又再一次更加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

我所指的就是第10届的砂拉越州大选,这场大选不是决定国阵的生死存亡,而是决定人联党的未来。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人联党的领导党竟然没有危机意识,还在自我膨胀,自我鼓吹他们那一套自我妥协的政治哲学,以为人民会继续的接受这样的偏安一隅的政治,那就是不要太过强求那些在他们看来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但是,人民已经厌倦了那一套不实际,不管用的安抚手段,决心在本届大选中给人联党致命一击;即便人联党这一次刻意的排出几位专业人士和年轻候选人来显示人联党是一个有活力的政党,企图力挽狂澜于既倒,可惜一切太迟了,4月16日的另类砂州政治海啸终于把人联党吞没在汪洋大海中,如今的人联党剩下几位州议员,又如何在国阵里面成为第2把交椅的友党,又如何振振有词的代表华人在国阵政府中联合执政?剩下黄顺舸及林景胜又如何能撑起人联党整栋大厦?

这就是说,如今的人联党经过了政治海啸的洗礼后,已经是面目全非了。除非这个党即刻的改头换面,全面的更换领导层,重新的确定他们的政治定位和方向,重新把党员团结和振作起来,不然这个党怎么去找到未来的明天呢?

另一方面,在本届大选中,崛起成为大嬴家的民主行动党,虽然是东渡成功的最典型例子,但在思及东马的政治生态是和西马不一样的情况下,民主行动党在砂拉越已经是茁壮成长了,甚至可以说是已经的落地生根了。因此,它必须给它的未来一个新的定位,就是如何使这个政党有强烈的本土意识,如何的维护砂拉越州整体华社的权益,这就需要它的砂拉越州的新的领导层,尤其是州主席黄和联和州秘书张健仁更是任重道远,这就是说,他们借助西马的火箭把人联党几乎夷为平地后,他们要如何成为另一类的“人联党”呢?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严肃问题,因为在1978年时张健仁的父亲张守江企图带进行动党在砂州落地生根,结果无功折返,这说明了当时砂拉越州的华人不需要借助外来的政党为他们出谋划策,但是,经过30年的考验后,砂拉越的华社发现并没有其他政党可以取代人联党,或者可以强势的对抗人联党,因此只好再借用民主行动党的招牌重新擦亮,结果2006年在砂拉越州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有始以来胜了6席),因为也只有行动党拥有这样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能够感染砂拉越州华人,就这样张健仁代其父亲重新举起民主行动党的火把在砂拉越重新燃烧起来,结果越烧越旺,也就有了这一次的以巨大多数票击败了人联党的强人和强区,一跃成为砂拉越州华社的“新盟主”。

由于这样,砂拉越的华社对行动党的寄望会更大,反过来黄和联及张健仁要如何建立新的品牌,如何为砂拉越州人民开拓一个新天地,也就成为他们的当务之急了。这包括行动党如何在国阵的强大优势底下为砂拉越州撑开一片晴朗的天空。

刊登于2011年4月18日《东方日报》

谢诗坚为国阵华基政党把脉 3剂良药攻民心(麻辣講堂)

采访:黄佩玲
前言

416砂州选举的华人反风,与308一样强大,虽然华人反风没有助民联卷起政治大海啸使政权易手,但是却带出华人对国阵的强烈不满讯息。

随着砂州选举尘埃落定,想当然尔也成为各方用来作为揣测下届大选的标准。不管何时来届大选落在何时,目前最令人关注的是,在308及刚落幕的砂州选举中惨败的国阵华基政党,马华、民政党及人联党,如何在来届大选中自我定位、重塑形象以期成功翻身?

《光华日报》专访本地时评政论家拿督谢诗坚博士,以其见解一针见血地剖析华基政党当今的危机,并为给国阵华基政党开出3剂“苦口良药”,点评华基政党的未来定位。

第一剂良药:认真谈判 勇于改变
“勇于与巫统认真谈判,取得地位改变。”

谢诗坚认为,这3个国阵华基政党目前能做的,就是与巫统面对面坐下来认真谈判,以取得地位上的实际改变。

他进一步说明,华基政党已没有更好的选择,他声明不想再劝他们退出国阵,然而,若不退出国阵,唯一的做法就是要让华社及人民感觉到华基政党“敢于表达,敢于要求”,通过勇敢的改变促使人民再多给一次机会,再投他们一票。

“马华、民政党与人联党应与巫统认真地、交心地、彻底地把问题摊开,面对面交谈。若彼此还拥有取代彼此的私心,那国阵本身的精神已荡然无存。”

他形容,这3党已是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为何还要各自为政?就如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蔡细历公开呼吁人联党不要入阁,那蔡细厉就应以身作则,率先退出内阁。他也因此一语点破,由此可见国阵的改组是很形式化的,没有实际作用。

第二剂良药:实际改变 不打悲情牌
“不要悲情牌,只要实际改变。”

谢诗坚强调,人民要的就是改变这么简单,而政治本身并不复杂。“人民认为,若你不改变,那我(人民)就替你改变。”

他以砂州选举的成绩来说明,人民已通过选票,表达对人联党极度的不满。而该党在选举期间曾提出的“政治悲情论”,已处在人民醒觉政治的水平底下,完全不管用。

他说,该党领袖曾说“人联党若落败,砂州内阁就没华人代表”,以及蔡细历曾说的“马华若在来届大选比上届大选输得更惨,就要关门去荷兰”论,带出了“虽然不尽人如意,但至少不会空手而归”的悲情含义。

“只是,现今的华社已将华基政党与华社分为两个不同的实体,就算来届大选让马华或民政党完全沉没,华社认为天也不会塌下来。既然如此,那华社的代表权将会交予哪个政党?”

“我相信,华社自会就这一个点进行自我选择与决定。此外,可以肯定的是,华社已对强制性的步伐设定感到厌恶,而‘悲情牌’是无法使人民回心转意的。”

“不管是马华、民政党和人联党,都必须迫切地提出实际可行的方案。如果他们再抱持守株待兔的心态与行动面对大选,很可能就因此走完历史的使命。”

第三剂良药:调整政纲 争取民心
“调整好基本盘,提出可争取民心的政纲。”

其实,民联并不特别强大,但国阵若要跟民联斗,谢诗坚认为,那就必须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即调整好基本盘。

“3年了,明知道要大选了,依然故我地说‘我已改变’。但人民还是会问你,你究竟改了什么?我觉得他们并没有很大的改变,而且做得非常不够,现阶段应要赶快振作起来。”

他说,华基政党领袖如黄家定、翁诗杰、蔡细历等不只是互斗,还责骂行动党以华制华。他希望,华基政党不要再勇于内斗而不勇于外斗。在大选来临前的短短数月,应开始讲应该讲的话,而不是热衷于发表诸如“不入阁”之类的言论。

“比如说承认独中统考、拨款等事宜,说了到最后却没圆满解决,根本没有具体化的方案出炉。我觉得他们是碰了巫统的钉子,到最后转圈圈地自圆其说。”

“国阵其实就是巫统,所有的政策其实就是巫统的政策,因此国阵华基政党若要跟民联斗,就必须调整好基本盘,提出可争取民心的政纲,勤能补拙地挽救劣势。”

马华民政面和心不和
虽然说马来西亚从独立后,就开始处于种族政治,不过谢诗坚说,种族政治在战前就出现,实际是物以类聚、人之常情所致。

“种族政治在战后则被有意或无意扩大,才导致人民投票出现种族倾向。这其中,以孙中山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等历史经验,使华人在很早之前,就明瞭政治是一种维护民族利益、捍卫国家权益的集体斗争。”

他说,因此华人会比其他民族来得更早更具政治意识。他披露,事实上,华基政党尤其是马华,并不是第一次“感觉”到遭华社的遗弃;早在1971年,马华就因此而举办了华人大团结运动,加上当时的马中建交取得成功,马华才重新赢得民心,重奠在华社的代表地位。

他也直接点评马华与民政党,从70年代共处国阵内即开始“面和心不和”至今日。他指出,当初民政党会被巫统招入国阵,主要是因其华基政党的定为标签,而这却又与马华的角色扮演有冲突之处,致使受到打击。“这就反映出我国政治,依旧还是以种族的导向为依归。”

预测大选落11月
谢诗坚预测,大选落在11月!

他指出,尽管砂州曾提出要与全国大选同步进行,然而,由于全国大选较复杂,而国阵领袖还未跑遍全国,因此砂州选举还是率先进行,以此做为全国大选的指标。

他相信,首相可从砂州选举中看出华人对国阵很有意见,也可看出国阵会继续执政,但首相却可能看不出砂州首长泰益玛目漏夜宣誓就职一事。“由此可见,国阵内存有不协调。因此,纳吉必须在黄金时期即半年内大洗牌,稳住军心。”

由于华人票不是国阵的主要考量,而种种迹象显示马来票已回流,因此,只要国阵确保东马的国会议席不要失太多,还算是稳操胜券的。因此,他预测,大选最有可能落在今年内,或将在11月。

刊登于2011年4月24日《光华日报》(麻辣讲堂)

25.4.11

孙中山与辛亥百年 ——接受广州中山日报专访

配合《华侨华人与辛亥百年》大型系列报道,中国中山市外事侨务局及中山日报报业集团一行特地拉队到韩江学院,与本人进行一次抽丝剥茧的访谈,侧重探讨有关孙中山当年在南洋留下的点点滴滴。

以下是访问的记录摘要:

问:为什么孙中山在南洋期间,最活跃的地方是在槟城呢?

根据历史资料显示,孙中山当年先抵达新加坡建立南洋同盟会大本营,由于清朝的势力在新加坡坐大,不断向英国政府抗议,在别无他法之下,孙中山就转到吉隆坡和芙蓉。又碍于当地华人没有给予太多的支持,孙中山辗转来到槟城,黄兴及汪精卫等人当时也来到槟城鼓吹革命,不过槟城人大部分都不了解孙中山穷一生所追求的革命运动.因此,革命运动在当时只能得到中层阶级人士的共鸣,上层阶级则投鼠忌器,孙中山也发现这一点,遂于1908年成立了槟城阅书报社,实行掩人耳目,淡化革命色彩,继续推动革命运动。

与此同时,孙中山希望通过报纸来打开舆论,在日本的民报遂成为孙中山展开革命运动的第一个号角,但在星马社会里的影响力并不大。光华日报最初在缅甸首府仰光面市,因面对当地人士的反对,在别无他法之下,唯有移到槟城继办光华日报。1910年孙中山在槟城召开历史性的庇能会议,也就先后有了1911年的黄花岗之役和武昌起义的壮举。后来在英国的施压孙中山在年底离开了槟城,远赴美国。

无可否认的,孙中山在海外搞革命最活跃的地点之一是在槟城,主要是1908年时,孙中山把同盟会总部移至槟城,把槟城作为大本营,其次孙中山在槟城有一间槟城阅书报社。

我并不认同槟城阅书报社被指为孙中山走基层路线的转折标志,毕竟阅书报社是知识份子聚集之地,当年群众的识字率不高,孙中山主要是团结读书人,让读书人将文化和革命理想传播下去,以挽救中国,毕竟孙中山拥有西方民主思想,他希望通过读书人和文字来表达心愿,但是,影响深远的还是办报纸,所以,光华日报才会于1910年时正式拉响革命号角。

除了办报之外,孙中山的办教育精神,也绝对不比其他人逊色,1917年同盟会推动成立了锺灵学校。从办报到办教育,证明孙中山不仅搞中国革命,也负起对文化及教育的传承。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让孙中山觉得这场运动比他的革命运动在思想和文化上更加的波澜壮观。1920年时,孙中山面对了难题,因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局面,四分五裂。

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下,1924年的国共合作显示孙中山的思想开始走社会主义路线,其所倡议的三民主义,包含了西方民主,即民族、民权及民生在内,不过,孙中山本人还是采用资本主义政策为基调。

问:据知,中国对孙中山有一种评价,说他是社会主义者?确实情形如何?

孙中山走的是民主派路线,却带有社会主义思想。毛泽东曾说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可以归纳为旧有三民主义。1924年后推出的是新三民主义。旧的三民主义里没有联共、联俄,及扶持工农政策;新三民主义却包含了这三点,意味着孙中山已从资产阶级思想走向社会主义思想,这也是毛泽东替孙中山划分出来的路线,让大家进一步去思考什么是新三民主义。

问:孙中山逝世后,留给后人的历史遗产,具备何种意义呢?

孙中山称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个人,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这般失败多次后还继续的搞革命,他无时无刻都遭受迫害,也不放弃。 他这个人大半生在外闯荡,遥控中国的革命。总得来说,孙中山只活到59岁时,却有34年是在国外度过的,这占了他大半的生命岁月,他一生追求解放中国,因此海外的政府没有对他采取暗杀或不断逼害的行动,主要是他对英国和美国等国家都没有威胁性,只是威胁清朝政府而已。在此种情况之下,孙中山认为很多人都相信他要改革中国的决心,他也就成为众人托望的领袖了。毛泽东和蒋介石都要用到孙中山,所以,由始至终,孙中山都被视为典型的代表人物。

其实,从1894年开始孙中山就开始在海外搞革命,1905年来到星马,因为孙中山在美国掀不起革命的浪潮,在欧洲也只有知识份子和上层社会人士或许认识他,在日本也仅限华人社会给予响应,最后他来到了槟城,发现这里有很多华侨,有利鼓吹打倒满清政府运动,并引进三民主义思想,但纯粹为中国找寻一条新的道路。所以,孙中山在特定的年代里,并没有影响到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人在政治上反对殖民地统治,充其量也是无心插柳柳成阴的。

马来亚和新加坡华人在政治上的醒觉,则可追溯自1914及1915年当时从苏联引进发了无政府主义运动,大家朝向大同世界,来了一位吴钝民当益群报总编辑,在1915年至1917年期间在星马鼓吹无政府主义,最后被英国政府驱逐回中国。

换句话说,随着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也间接提高星马华人的政治觉悟,当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新加坡成立南洋支会时,共产国际就派人来指导革命,就这样,1930年马来亚共产党成立了,所以说,辛亥革命是后来左翼革命的摇篮,最后促成五四运动及左派运动在星马及中国迅速成长。从此论点来看,辛亥革命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也就是说没有孙中山就没有所谓的辛亥革命和后来的无数革命。简单而言,孙中山是一位非常有远见的人,若孙中山没有走在前头,后面人是跟不上的。

你这些年来如何协助推动大马华文教育呢?

槟城是一个教育中心,它与新加坡是一个同步进行的国家,1919年五四运动后,槟城的华文学校发展蓬勃,1904年槟城先出现首间新式华校,即是中华学校,由客家人张弼士创办;1905年时,客家人在新加坡创立了应新学校,证明当时的槟城有什么,新加坡就从后跟上;反之新加坡有的,槟城也不落人后,例如1917年时新加坡成立了第一间华侨中学,1919年槟城也成立了一间客家人办的华侨中学,翌年创校人戴欣然逝世,学校关闭。1923年锺灵学校提升为锺灵中学。

无可否认的,五四运动后,各籍贯人士纷纷创办了学校,潮州人遂以韩江为名,成立了韩江中小学,教学有教无类,这就是孙中山传播了博爱精神的明证。为了衔接与大学的门槛,我们也成立了韩江学院,在海外推动华人教育体系,使之圆满发展。

我出身为报人,过去25年在报社工作,从记者升至总编辑,办华文报主要是传承中华民族文化,鼓吹爱国思想,更把大同思想放在报章内。1980年代时期,记者的报道都被公众视为权威的言论,可是,来到千禧年时,网际网络风行,传统报纸的地位受影响,今天报纸的权威只剩下少过百分之五十而已,毕竟科技革命一日千里,世界弹指间改变了讯息的传递方式。

除了光华日报是打着孙中山的革命口号成立之外,大马的其他报纸,包括1923年创刊的南洋商报,属于商界人士的报纸,并以陈嘉庚为首;1929年星洲日报创刊,属于胡文虎的报纸;1939年胡文虎又在槟城创刊星槟日报。他也因之一度与陈嘉庚争夺华社领导权。1946年李孝式创办了中国报,属于战后的报纸。

回想当初,孙中山当年创办光华日报,确实是为了搞革命,过后,这份报纸为了维护国民党,坚持下来,但80年代,为了生存下去,又再跳出旧思想,标榜中间偏左,终于一步步走到今天,其他华文报也在变动的社会中百花齐放。

(本文由韩江新闻编辑主任程文慧整理。受访者拿督谢诗坚博士是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暨韩江电视新闻中心社长)

刊登于2011年4月25日《光华日报》

18.4.11

这个擂台辨得好 (天下纵横)

3月30日在韩江大礼堂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政治口水战,一边是国阵的队伍,另一边是民联的队伍,双方在只动口不动手的唇枪舌剑中让场面热爆。这也许是308政治海啸后另类的热点。

所谓的另类是这场由韩江学院与光华日报联办的活动是少有的不同阵营同台亮相互捍卫本身的立场和揭开对方弱点的擂台赛。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不论是国阵队或民联队,它们派出的二线人物也真得让人刮目相看,个个能言善辩,而且其中一方临危不乱,即使是观众有所喝倒彩,他们也从容不迫地在嘈杂声中舌战群“雄”;而另一方即使在一片热烈掌声中,也没有让“掌声”冲昏了头脑,而是不忘数落对方的不是。

看了年轻的一代的雄辩本色,使我深深地感觉到“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是的,在时光无情的冲击下,政治迟早要让位于年青的一代,而年长的一辈应适当地退休,尽管退休对一位长期从政者来说是痛苦乃至是“残忍”的事,但如果没有新陈代谢,哪来的推陈出新呢?
第二个印象是308即使已过了3年,观众席上仍然比较偏向民联,不时地发出喝彩声为民联队打气,显示民联的“粉丝”真不少。老实说一般喜爱听政治讲座会的人,都是有“求变”之心,也就让民联比较占上风。

但也不尽然,因为当辩论者提出两线制时,台下都表示认同,而且他们也没有对所谓的选有素质的候选人表示异议,这也就间接让国阵拿到一些彩头。不过这只是开始接受和思考候选人的素质,不等同选民已不再重视党的路线和政策。因此国阵要让选票回流,还是要费一番苦功夫的。
其实在此时,国阵的成员党也必须拿出新的精神和比较大的勇气来面对选民,学会批判民联之余,也要懂得批评乃至与观众一起对国阵的流弊提出纠正。这不是要使国阵难堪,而是要用新的策略来搞政治,不能像过去那样对霸权政治下的一党独大表示无奈。

同样的,民联也有其本身的弱点,三党联盟中有时对观点及政策发生分歧而掀起争议也是常有的事。因此民联也得承认失误或错误的地方,并力求改正而不再重蹈覆辙,以让人民对它有新的认识;尤其要注意的是民联阵营中的公正党面对最多的“青蛙”蝉过别枝或背党的事件,也在某种程度上要求候选人以素质为重,因此当候选人的素质有“保证”后,下来就是比政纲斗理念了。
候选人素质固然重要,但党的方向明确也更加重要。唯有双管齐下才能让老百姓根据自己的判断投下神圣的一票。

我的第三个印象是在自由辩论的环节中,正反双方使出的看家本领竟是离题得离谱。明明二线的干部不可能回答的课题,也要他们接招,比如内安令的废除,地方选举的恢复及贪污滥权与浪费的问题,还有就是质问国阵代表什么是“一个马来西亚”?到底今天是各种族被隔离或团结一致的马来西亚?

反过来,国阵的干部也不遑多让,揶揄和挖苦民联控制下的四个州也衍生问题多多,又怎能将中央政权付托给它们呢?

当然国阵代表的“背书”尽数国阵改革策略的好处,而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明,又让台下的观众不耐烦地嘘声四起。

无论如何,我们也要表扬双方在这场命名为“大选雨纷飞,人民如何借东风?”的辩论会上的大无畏勇气。国阵方面也坚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观众的倾向民联)的精神面对千名听众;即使骂声四起,也从头到尾保持君子风度,让人看到理性的一面。

因此,类似这样的擂台赛是值得提倡的。过去碍于国阵总不能讨好观众而拒绝与反对党面对面斗争;如今情势有变,国阵代表明知是热山芋也要接招,实在是打破了传统的避开针锋相对的争辩。

假如我们都能在辩论中培养民主的政治和强化两线制的重要,则胜利者是热爱民主的人民,因为人民要的就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在这个大前提下,我赞赏国阵与民联的队伍充分地利用民主舞台表达立场和思想。

而在最后,民联的黄伟益(结辩)及国阵的陈清凉(结辩)分别荣膺最佳辩论员乃是实至名归。前者是民联的急先锋,得理不饶人;后者则是“姜是老的辣”,所以他们是出色的好辩手。

刊登于2011年4月18日《号外周报》第526期

韩江中学双喜临门 (跃马扬鞭)

我们的现代社会讲求环保和绿化,这是非常好的理念,但要全面和有效的推动也确实不容易。

就拿韩江中学来说,在两年前(2009年)我们被教育部评定为五星级卓越学校后,就再接再厉开始推动环保,教导学生要自爱和自律,千万不要吊儿郎当,更不要随意乱丢垃圾。在最初的阶段,收效不大,因为学生们对环保的意识不高,似懂非懂,甚至下课时也把校服拉下,忙坏了老师要“抓”不听话的学生。

但校训和老师的监督只能起一部分作用,学校还得从根本着手。这重要的环节就在食堂。它是学生下课光顾的地方,如果食堂小贩不合作,不注意卫生,将会给学校带来麻烦。因此我们在去年开始严格限制所有的食物经营者一定要遵照绿化环保的指标,不能卖“矿泉水”;不能将食物带在身上边走边吃,所有的人只能在食堂用餐和饮水。

除此之外,我们也限制有些食物是不能卖的,比如零食和糖果。虽然业者初时不习惯,也投诉影响生意,不时“偷偷卖”零食给学生。但在学校坚持环保下,食堂业者已开始明白环保的重要。
还有一个重要的现象,那就是学校的校门外长久以来都有小贩摆卖,而且生意好得很,几乎每天放学后,学生就一窝蜂地跑到校门外吃东西买零食,大概是嫌学校食堂的食物千篇一律,也就趁机在校门外大快朵颐。但这是非常不好的习惯,也破坏环境。因此董事会全力配合与支持校方禁止学生在校门外买东西。

当禁令一下后,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学校的校门外不见小贩摆卖了,交通也比较舒畅了,每天在放学时经过学校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学校的环境教育也因之取得第一个成绩。

然而这还是不够的,学校除了要求老师环保外,也要求他们教育每一位学生了解什么是环保和绿化。于是在校外环保单位的合作与协助下,我们在过去两年都举办了大小不一的环保展览会。在展览会上让学生和家长知道什么资源可以回收;垃圾和废物的处理;而又如何节制用水,节省用电。逐渐地学生对环保认真起来。

为了强调绿化和鼓励有机农作物的栽种,学校又拨出空地供农耕之用;尤其难得的是,我们也动员师生参加环保工作营,并将环保的心得上网与网友分享。

由于我们的努力与付出,打从去年开始,槟岛市议会开始重视韩中在环保教育做出的努力,它不但派官员参与和指导,也提供方便让韩中在绿化的世界中成长起来。

因为我们的付出与持续不断地支持环保,因此在救地球联盟、槟城生活艺术协会协助下,与韩中联办“第三届槟州地球日”,地点就在韩江中学。这项供给公众自由参加的《全民环保素食日》大集会已于4月17日盛大且成功举行,它象征着韩中已成为一间名副其实的环保学校。

这项荣誉也不是韩中自封的,而是由槟岛市议会联同槟城环保工作联盟派出官员前来鉴定,总共有八大环节考核韩江中学的环保是否合格。结果我们都一一通关,不但校园美丽整齐,而且绿化成功。在处理肥料与资源回收上也有可取的方案,唯一被指为“未达到”要求的是在节省电源方面做得不够,还要再加节省。

经过几个小时的考察和全面评分后,市议会环境卫生部终于充分地肯定韩江中学在环保上的突出表现,因此特别颁发六星级绿化奖。这就是说,凡是荣膺五星级或六星级的单位将会被市议会列为值得学习的模范学校,韩中在这方面的独占鳌头也是意想不到的大丰收。

如果说韩江中学于2009年被教育部评定为五星级卓越学校是对它在学术教育成就的肯定,那么今年被评为六星级环保学校则是对韩中在绿化上的肯定。

不论是教育或环保,都是与人的素质和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董事会仝人对韩中在短短的两年内分别被政府部门高度评估为卓越与绿化的学校感到骄傲,两年以来的两大成就,可谓是双喜临门。

作为一间负责盛誉走过一甲子(60年)的独立中学来说,韩江中学的董教及校友们有理由引以为荣,因为我们已从一个卓越走向另一个卓越。

刊登于2011年4月18日《南洋商报》

砂州大选中的悲情政治 (直挂云帆)

砂拉越的州选举掀起了滔天巨浪,整个焦点包括:
(一) 达雅族人的政治分化导致的政治悲情何时能再行整合?
(二) 国阵中的“老战友”人联党是否能挽狂澜于既倒?
(三) 反对党阵线民联能否取得突破,胜出20席?

由上来看,它并没有涉及“改朝换代”的大胆预测,理由是反风似乎没有吹进达雅族(包括伊班人及比达友族),马兰诺族乃至马来回教社会,因此即使华人社会吹反风,也不可能改变政府。换句话说,国阵成员党中的土著保守党、人民党及民进党已代表了这一大批族群,总数合起来共达52席,已占71个州议席的2/3议席,除非公正党候选人能对国阵候选人构成威胁,不然是难以撼倒老树盘根的土保党。事实上,在上届大选赢完35席的土保党,本身就有足够的条件组成州政府,只要在选后拉拢几个议员合作即可。当然问题不是如此简单,毕竟砂拉越也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会,不可能由单一种族自行执政。

正是顾及到砂拉越与西马的情况有些相似,当“513”事件过后的1970年,在西马主导政局的巫统,在敦拉萨领导下通过砂州选举改变了砂拉越的政治生态,最明显的莫过于将代表达雅族的国民党摒在政治主流外,然后将一直被排斥在主流外的人民联合党拉进执政集团。这样一来,70年代涌现的新形势是令人既震惊又耳目一新的,因为没有人相信一向标榜左翼的人联党竟能与右翼的政治集团合作,而事实就这样发生了(砂华党后来解散,归由人联党代表华社)。

踢走国民党也不是要排斥达雅族人,而是以中央政府的经验,国民党在1963年被赋予机会领导砂州政府后不久,就发生伊班人的首席部长宁甘在1966年不依从中央的政策,引发后者被撤职,却又打赢官司弄得中央陷入尴尬局面。最后通过对州议员的收编,才将宁甘拉下马,换上达威斯里担任首席部长。达威斯里当时是保守党领袖,他也是伊班人(在1963年大马成立后,砂州的执政联盟成员是国民党、土著党、保守党及砂华党;人联党是在野的强大反对党)。

但是在1970年的砂州大选后,在敦拉萨的重新洗牌下,改由土著党的主席阿都拉曼耶谷出任首席部长。他是马兰诺人(今天仍当权的泰益玛目是耶谷的外甥,他在1981年取代耶谷成为首席部长)。

这样一来,达雅人失去对砂州的政治主导地位,但也有部分是他们自身造成的。例如原本与国民党属于代表达雅族的保守党,在1974年与土著党合并成土著保守党后,意味着达雅族在这个大家庭中排名第二。

另一方面,被摒弃在执政集团外的国民党,因属华人黄金明领导,达雅族人的头领廖莫宜发难,1983年另起炉灶成立达雅党,在翌年加入国阵。这样一来,达雅族人的代表性宣告含糊起来,不但土著保守党、人联党也声称可代表达雅族的利益,而且达雅人也不知该依附在哪一个政党才算“名正言顺”?

讵料1987年发生明阁事件(耶谷倒泰益运动)导致达雅党由国阵脱离出来,与耶谷合作面对闪电州选,结果耶谷的前进阵线(由耶谷领导的砂民党及达雅族党组成)败下阵来(国阵以28席对前进阵线20席)。于是达雅党又变成反对党,直到1994年才又重回国阵怀抱。

不仅于此,老牌和长期在野的国民党在2002年又分裂出人民进步党;及2004年达雅党再分裂出人民党。虽然人民进步党及人民党仍是国阵成员,但达雅人的政治气势大不如前,它们显然已因政见的不同分裂再分裂,失去了政治的核心力量。

较为不幸的,今届的州选已是脆弱的国民党(上届州选胜一席,惟其议员后来跳槽至人联党),又因与公正党谈判破裂,在26个选区出现交差战,也进一步削弱反对党取胜的机会。

大概是公正党与国民党的“自相阋墙”;以致外界不看好在野党会击破国阵的“钢墙铁壁”(小突破或有可能)。但国阵的“钢墙铁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今军情告急的除了人联党外,国阵的其他友党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所以有人认为如果反对党能拿下20个州议席或以上,将是历史性的“壮举”。

在这个20席中,人联党本身角逐19席,它的最强大的对手是民主行动党,不知道是否在位太久或求变的意识太弱,自从2006年州选蒙受严重打击(输掉8席)后,人联党被认为依然故我,领导层鲜有变动,而且采取的是各自宣传战略;尤其最被批评的是它已不再是60年代的旗帜明鲜的激进政党,不但与老党员脱节,也与群众缺乏互动,市场上的不满声音也惋惜人联党已经蜕变成利益集团。

于是反过来这也是促成反对党;尤其是民主行动党在砂州壮大的主因。如果说自1987年以来,行动党就雄心勃勃东渡东马,只能取得小突破口,无法震撼人联党,那么这次的强烈攻势就不得不使人联党背城一战了。

今天人联党已来到政治的十字路口,它能否保住11席而继续当国阵老二,还得看人民手中的一票。

无独有偶的,昔日的行动党之所以能东渡,盖因人联党的分裂所致。1987年有张守江“起事”,但锻羽而归;10多年后,又是他的儿子张建仁风头甚健地对准人联党全面进攻。

到底人联党能否渡过被形容为“政治海啸”的挑战,现在尚难预料,还有两天我们就会真相大白。

不论人联党此次是否能够闯过险滩,也不论人联党今后在政治主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在大选后的当务之急是重新检讨这个党的生命与存在的价值。如果说60年代有许多热血的青年愿意保人联党而不惜牺牲个人自由与幸福(坐牢与逃难),那么40年后的今天,为什么人联党不再是年青人的最爱?这也是令许多华人“痛心疾首”的事。因此一个脱胎换骨的人联党是十分必要的,除了改变,求变外,就是再转变了。

刊登于2011年4月14日《东方日报》

纳兹里的口水战 (天下纵横)

首相署部长纳兹里于3月23日刊登在《南洋商报》的专访引发了轩然风波,朝野政治人物也加入了围剿或助阵。但请放心,它不会是政治地震,更不会是政治海啸,因为纳兹里所投下的“政治炸弹”不是真的炸弹,只是一场虚惊的“诈弹”。到头来它还是不了了之的。这就是马来西亚的政治,有时候也会有些搞笑行动,请不必认真。

如果要认真的话,那就是摆明“车马炮”来较劲,一方要纳兹里就所说的话道歉,然后收回,如果不收回的话,那被“践踏”的一方是否会退出国阵以示抗议?又或者巫统老大纳吉会因为纳兹里的“无的放矢”采取纪律行动(就好像前巫统主席阿都拉在2008年采取纪律行动对付“寄居论”的阿末依斯迈)对付,不但“撤官”,而且还“冻结党籍”?

当然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因为纳兹里讥笑马华依然代表不了华社,华社不需要马华也不是他首创。在1969年“513”过后,不是有巫统署理主席伊斯迈(内长兼副首相)讽刺马华不死不活,最好离开联盟吗?

如今纳兹里眼见马华在308的政治海啸比1969年的大选面对更惨重的失败,自然会借机连消带打地对蔡细历揶揄一番,并劝请他不要逞强当什么“华人英雄”云云。接着矛头一转,又奚落民政党,指它是“无兵司令”。

面对纳兹里的口没遮拦或口不择言的挖苦,朝野政治人物的回应也是值得玩味的。

例如马华中委卢诚国说,既然纳兹里眼中只有行动党足以代表华社,那么他应加入行动党,因为行动党创党以来正缺有实力的马来人。

马青总秘书蔡金星更向纳兹里“下战书”要后者邀请行动党加入国阵,届时马青将全力作为总会长的后盾,主张马华退出国阵。

虽然卢诚国与蔡金星表达有所不同,但也都留有一手,那就是你纳兹里或则加入行动党,或则拉拢行动党加入国阵,否则就不要“搞局”。

当然这样的挑战是没有下文的,因为纳兹里既不会加入行动党,也不可能把行动党带入国阵。当两者都不会发生时,则马华将不会有什么行动,顶多是来一个唇枪舌剑。

其实纳兹里身为巫统主席身边的人,除了纳吉可以叫他“闭嘴”外,其他人说什么都不管用的。如果我们不善忘的话,纳兹里的“效忠”对象是一致和毫不含糊的,例如当他在马哈迪内阁当部长时,他是以马哈迪马首是瞻的。当马哈迪退位(2003年),阿都拉上位时,纳兹里对阿都拉的捍卫是不遗余力的,包括马哈迪严厉批评阿都拉时,纳兹里是一马当先的急先锋,“誓死”捍卫首相的权威。

如今来到纳吉当政的时代,纳兹里当然要效忠首相和巫统主席的(因为这两个要职是同一个人担任的)。因此只要纳吉“不予追究”,纳兹里的言论就不会成为冲突和分裂的导火线。

在这方面,许子根除了大力抨击纳兹里“无的放矢”外,也要纳兹里证实他的话是否被错误引述。

果然纳兹里除了表达他的原意被误解外,也拒绝作出道歉。这就是说,纳兹里坚持他的一贯作风(媒体也只能“沉默是金”)。还是马华的黄燕燕识大体打了圆场。她说纳兹里有言论自由,马华无需他的道歉,理由是纳兹里只表达个人的看法,不是国阵的观点,也不是纳吉的论调(立场)。但问题是纳兹里竟可以随心所欲地抨击成员党而后又若无其事归为“个人言论”,无需道歉?那么日后若此歪风被助长,那还得了?因此说来说去,此次纳兹里搞起的风波是一个“无言的结局”,而且是“不必理会”的,但问题是若一而再,再而三的有人藉故挑起课题,马华和民政能视而不见吗?能不理会吗?能不了了之吗?这也是我们在问的问题。

刊登于2011年4月11日《号外周报》第525期

独中教育不是做生意 (跃马扬鞭)

说是喜讯却是令人伤感的新闻:①吡叻州九间独中酝酿已久的“以地养校”的大计划似乎又面对一些问题,其一是拨给独中的1000公顷(2500英亩)的土地需要缴200多万的地价,是否会减少或豁免,尚不得而知;其二是9间独中成立了升华有限公司,虽然开发种植油棕不会是大问题,但因为承诺负责种植事宜的颜清文已逝世,还不知道其家属是否有兴趣承接,并每年拨出360万元给独中。

换句话说,吡叻九间独中从308民联执政起承诺拨地助校到国阵赓续相关行动,似乎已进入了第三年,以后会有何进展或还会有什么问题,局外人当然不得而知,只能静候佳音传来。
②有人向吉打州三间独中伸出触角,要三间独中参与经营新宰猪场,以便获得利益协助独中发展。虽然有关建议含糊,但看来是希望三间独中向华社集资,负起兴建工程,而后会有可观的收入。

在这方面,在2009年时,吉打董联会主席向吉打州政府建议拨出一块地充私营宰猪场,并由董联会经营,通过猪农缴付的宰猪佣金,捐助州内的独中。当时有这样的估算,吉打每天约宰200头猪,若每头征费用10元,一天就有2000元的收入,那么一个月就有5万余元的收入。如果是每月26天宰猪来算,则1年有60余万元的收入。就不知道还要再扣掉每日操作的费用吗?

当然这项“以猪养校”的计划也在后来被吉打州政府拒绝。州政府认为应以生意来经营。

由于计划欠周全也不具备卖点,吉打州内的三间独中似乎已“谢绝不敏”,好意心领就是了。因为它未见其利,就见其弊。例如出了巨资,若经营不善或饱中私囊,造成亏损,谁要负责呢?

因此说来说去,不论是“以猪养校”或“宰猪助校”都不实际,毕竟办教育和做生意是两码事。
我们就姑且针对吡叻独中及吉打独中的“以地养校”或“以猪养校”的建议作评析。

首先,独中的出现是60年代教育政策改变下的产物。它从原本只有16间(1962年)到后来逐步发展成61间,其中23间在东马。这数十年来,独中除了极少数办得好而学生企在3000名以上外,其他的独中都是在风雨中一年渡过一年。

虽然有的独中直到今天学生只有数百名,教职员待遇未臻理想,但一路来有华社随伴左右,也就勉为其难地生存下来。

在这里,独中面对一个大难题,那就是国中(或国民型中学)是免费教育,而独中非收学费不可。若学费较大幅度提高,家长又有怨言,诉说负担太重(当然你不必惊讶,许多的国中生家长为了孩子的考试成绩顶呱呱,也就不惜每月付颇高的补习费(或二三百元),认为是“天公地道”,就是抗拒向独中缴付较高的学费)。

而事实上,独中更需要调高学费来面对增加的行政开销,包括提高教职员待遇,改善设备和改善学生福利等,但就是不能成正比例。根据一般计算,每名独中生的每月费用至少要200至250元,才能勉强应付学校的行政开销。若学费在100元之内,则董事会肯定每年贴大钱。

因此独中需要外界的援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经常向外募捐也不是办法,只好由董事多多担待。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政府(不论是中央或州政府)能每年定期援助独中,是很功德无量的。过去槟州政府有每年拨款数万元的赞助经费,如今槟州政府每年拨款40万元,确实大有进步。

如果其他州政府按年拨款是最干脆利落的,它远比“拨地做生意”更为实际和实惠。

为此,我们认为吡叻州政府及吉打州政府应改弦易辙,千万不要将生意扯进教育。虽然美其名是为了华校,实则会“添烦心乱”(不知如何应对)。最好的办法是如同槟州政府每年固定拨款资助学校,不要再搞什么营业新花样。

你看吡叻州搞了几年,仍未开花结果,反而为地价税发愁,何苦呢?你再看吉打州的独中教育又与“养猪”有何干系?为什么要教育与生意混为一谈?这不仅是不妥的,也是“事倍功半”的。
有意资助独中是好事,但愿每个州政府乃至中央政府都能够把教育视为对下一代的投资而一视同仁。既然未听闻国中来一个什么“以地养校”,为何要给独中不实际的“承诺”呢?

让教育回归百年树人,不要拿生意来办教育和搞政治。

刊登于2011年4月11日《南洋商报》

砂拉越的政治生态 (现代春秋)

砂拉越位于东马,它的种族人口结构与西马不大一样,例如占人口30%的伊班人就是最大的族群,下来是华人,占26.8%,马来人23%,比达友族8.7%及马兰诺人5.6%,而整个砂拉越人口也不过是200万名左右。

由此来看它的种族与西马相似的地方就是华巫人口占有较大的比数,但真正构成砂拉越与西马发生政治联系的不是种族的大同小异,而是它也与西马一样,属于英国的殖民地。

在1841年,汶莱苏丹为感谢英人詹姆斯布洛克用英军舰到古晋,协助“敉平”当地土人的反抗斗争,而把今天的晋汉省给布洛克建立拉惹王朝。较后经过三代布洛克家族的扩张统治,在1905年时,已占据了整个砂拉越,直到1941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占领。

1945年日本投降后,布洛克王朝无能力恢复有效统治,在英国的压力下,将主权交由英国管理。这就是说,砂拉越在战后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也是在1841年之后,华人才开始移居砂拉越。在那一年,华人只有1000名,但到了1909年华人增加至4万5千名,占总人口的10%。总的来说,砂拉越的华人移居较西马的华人移民迟了60年之久。西马的华人从1786年莱特占领槟榔屿开始,就逐年大规模的南迁。虽然史书曾记载在1777年时,有华人罗芳伯在加里曼丹建立“兰芳大唐总制”,但荷兰势力入侵后,已被打散,也是属于印尼的领土。

因此华人较有规模移民起于布洛克王朝在1841年建立之后,例如在1850年大约有3000名华人在刘善邦(曾在罗芳伯公司任职)率领下从荷属的三发与坤甸移居砂拉越之石隆门,且在1857年华人人口增至4000名,但不幸的,在当年发生华工被残杀事件,石隆门一度成为“死寂”的市镇。

虽然如此,过后有更多的华人在砂拉越定居下来。在1939年(第二次大战期间)时,华人增至12万名;在战后(1947年)更跃至14万名,占全州人口的26.6%。

由于抗日战争的刺激,砂拉越的左翼运动也萌芽于二战前后;尤其是战后,在华社和华校之中滋长了左翼政团的力量。1952年砂拉越解放同盟的成立,象征着左翼阵线取得了立足点,它也在间接上与西马的马共“相互呼应”。

由于左翼势力的壮大,导致1959年出现第一个有组织的政党,取名为“人民联合党”。这个党的领导人虽然不是左翼出身的(如王其辉及杨国斯),但加入这个政党的青年都急快地把它向左转,而成为左翼统战的最大的前哨站。这种情形与西马的社阵(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是同出一辙的。换句话说,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人联党旗帜鲜明地高举社会主义的战斗口号,诸多的左翼运动莫不与它有关。

正因为左翼运动鼓起民族主义独立的浪潮,英国政府乃抢先一步通过西马首相东姑宣称要推动一个马来西亚计划的成立,目的自然是以此让砂拉越成为独立的一部份,来冲淡反殖民浪潮。讵料左翼阵线大举反对,且团结了五邦的社会主义政党(即指马来亚、新加坡、汶莱、砂拉越和沙巴的代表)指责马来西亚是殖民地产物,主张先让东马的北婆取得自治,才来决定是否要加入马来西亚。

当这种斗争扩大成为国际斗争时(印尼和中国的介入),英国就加速了马来西亚的成立(1963年9月16日)。而在另一方面,人联党的内部也起了变化,一部份左翼青年领导成立砂共,开展武装斗争。这个时期,人联党是左翼运动的公开阵线,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正因为人联党有强烈的代表性;尤其被视为华人的代表性政党。当1969年“513”后,在西马崛起的敦拉萨(第二任首相)也就在智囊团的协助下,制定了一套收编左翼政团的大计划。于是在事先布署下(也就是中央政府与人联党暗渡陈仓),一场砂拉越大选就在“513”的阴影下拉开序幕(1970年7月)。此时,全国仍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尚未重开,可见当局已防范于未然。果然不出所料,州选的结果是三分天下,一边是右翼的土著党(12席)及保守党(8席),另一边是左翼的人联党(12席),还有一派也是属于右派,但被中央政府排斥的国民党(12席),最终被摒弃在执政门外,首次破天荒地促成左右派大联盟的砂拉越联合政府。

人联党的加入联合政府使到马来西亚的政界大为震惊,因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尤其是人联党的党员中,转入地下的砂共活动的不乏其人。偏偏马来西亚中央政府的绝招改变了马来西亚的政治生态。同时,因为人联党开了头,也就不足为奇地出现在西马反对党被收编的故事了。于是回教党、民政党及人民进步党加入了联合政府,且在1974年组成国阵(联盟的扩大组织)。这标志着敦拉萨中间偏左路线的胜利。马来西亚也因之走向不结盟的方向,不再一面倒向西方。

1974年,砂拉越的第一个巨变是砂共与砂州政府达成和解,结束了武装斗争,成为国际的大新闻。这也是马来西亚首次与共产政团和谈成功。虽然另一支砂共在洪楚庭的领导下坚持武装斗争直到1990年和解,但这是继马来亚共产党于1989年与马来亚政府及泰国政府签署合艾和平协议后的另一大件事,这样一来,前后的三次和谈,意味着马来西亚在90年代后,不存在武装斗争的游击活动。

可是,砂共的走出森林在后来也未给人联党带来好运,因为在时代的蜕变下,人联党不但放弃社会主义的理念,也与老同志关系越行越远。

抑有进者,人联党从1978年的开始分裂(张守江的脱离人联党,加盟行动党)。到90年代末期又一批人联党人和行动党人的转向公正党(如黄锦和)也暴露了今天的所谓三党斗争,不过是“自己阵营的分化和分道的政治解体”,进一步反映出人联党的无奈和失落。比如行动党的黄锦和及张建仁(张守江的儿子)等人也是与人联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因此我们不必惊讶,本届的砂州大选出现了人联党的殊死战。它已经生存了50多年,在不断的冲击下,也必然要面对新一代选民的审视。虽然华人选区或说20个激烈争夺的州选区,未能决定政权是否转移(总共有71席),但却能决定人联党的未来,这或是本届大选的最大焦点。

刊登于2011年4月11日《光华日报》

16.4.11

写作让我“烟不离手” (直挂云帆)

这是一位文人烟客怎样与烟为伍,又怎样在30年后戒烟的真实故事,故事的主角就是我。

说真的,我忘记了什么时候抽烟抽上瘾,大概是70年代的事。

在中学和大学时,烟与我是沾不上边的,虽然60年代在大学内,大学生抽烟是平常之事,但也不见得烟客四处,倒是常见教授烟瘾来了,不得不躲进厕所“满足”一下。

当我在60年代中期进入报馆服务时(星洲日报),对抽烟没有好感,只是偶尔被人请试抽一下,没有上瘾。因为做记者成天在外跑动,也就培养不起烟瘾;再说出外采访新闻总不能在别人的地方抽烟吧?

后来我不当记者了。在70年代转入编辑部当编辑(星槟日报)。这种伏案的文字工作虽与记者生涯没多大差别,但也有实质上的不同。编辑是主内,不但要看稿、改稿乃至写稿,同时要及时写评论。因在那个年代,我们人手不多,分工没那么细,编辑有时得兼任记者、撰稿员、翻译员也是常有之事。记者(尤其是外勤记者)则是在外采访,每天必须完成交待的任务和自行采访的稿件,他们写完稿后就交编辑审理(我们那时还有所谓内勤记者,他们的工作就是接收外坡乃至较远的地方打来的新闻报告电话,比如曼谷、合艾、棉兰、新加坡、吉隆坡及各地方电话,也有远至香港和台湾的。内勤记者就必须通过电话录音,然后写成文字交差)。

我当编辑的时候,有几个地方是必须用脑筋的。其一是整理妥善新闻后,用心思打标题,它需要“画龙点睛”打出引入瞩目的标题;特别是版面的头条;其二是要在有限的版位让新闻显得多姿多彩;其三是自己得动笔写评论文章,也经常写副刊文章,说得好听是自我锻炼,说得实在是赚一些稿费,因为那时的编辑收入不高,得靠写稿来“增加”收入。

我记得约在1972年的时候,就被总编(林姗姗)通知尝试写社论,心情是有些紧张,但却是愉快的,毕竟这是我突破工作性质的另一个考验。

为了写好社论(一星期只写一篇),我得拼命地看书和找寻资料,也要用更多的时间翻阅各类报章,其中的苦乐辛酸,也只有自己感受得到。

正因为“社论”带来的压力,我开始比较“有系统”地抽烟。换句话说,我需要依靠“抽烟得来的灵感”来加强自己的写作信心。在最初的时候,总觉得写不好,也无法掌控文字,比较理想的是控制在1200字至1500字之间。

我曾经看过两位老前辈写“社论”的“痛苦”。一个是黄荫文(他曾任广州的教育局长;在报界退休后研究太虚大师在佛教的权威),他每天下午来上班前,先对各报新闻浏览一番,然后在下午五时正准时收听丽的呼声的新闻转播,接着他好歹必需动笔。

在他当主笔的60年代,没有夜报,可以较迟截稿。由于他的工作只写社论,也就不必牵挂其他杂物,可以集中精神“完稿”。有时候我看他在傍晚7时之前就完工,在校对后便走人,离开报社也不超过晚上8时。这种下午4时上班,下午8时下班的工作真是羡慕死人。我们那时的工作(指编辑)是从下午1时开始直到午夜。不过有的时候也特别同情黄主笔的辛苦,他竟然有写不出的时刻,下笔了总是又撕掉再重新写,也许文思受阻或也许题材不够内容,总是被卡住。这样一来,我也在晚上9时或10时才看见他带着疲惫的心情离开报社。这种写社论的日子,对一位老人家来说并不好过。到后来(约70年代)他就辞职到三慧讲堂与竺摩法师研究佛法了。

黄荫文走了以后,重担就落在总编辑林姗姗的身上。林姗姗早年是文艺青年和新闻斗士,在“光华日报”及“现代日报”服务过,后来加入“星槟日报”当总编辑。

即使年事已高,林姗姗在没有主笔下得自己写起社论来,那时报社的老板认为可省则省,走了主笔没关系,社论叫交待总编负责,大不了他可以分派给同事轮流写。

于是我在初期被分派每周写一篇社论,余者由林老总及其他同事分担。我记得林姗姗个人负责每周两篇社论。本来写作对他来说是等闲之事,无奈他也有下笔难的时刻。此刻陪伴他的不是香烟,而是一瓶黑狗啤。这黑狗一下肚,林老就有了思绪而下笔成章,但有时他也真的被课题卡住了。先写了一则600字,又嫌文字不够,再写一则400字,变成一个社论有两个议题。这当然并不理想,但也算“交差”。由此可见,写社论并非轻松事。而林姗姗在报界的一生也就是与黑狗啤为伍的,他是出了名的黑狗老总。其实林姗姗的专长是写短小精悍的文章,《星槟日报》莲花河副刊内的“河边小语”(三几百字)多数出自他手笔,而每天在莲花河版内的“一针”则是一针见血的评论(我后来接过这项任务,但总觉得没有林姗姗的出色)。

既然写社论的压力太大,我的烟瘾变大起来。后来变成每周写两篇,压力更大;再后来我更是每周写四篇社论,其精神的折磨可想而知。因为这会让一个人在早日上醒来时,不知今日要写什么社论?

在这种情形下,我依靠抽烟来解压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其实除了写社论外,我每天还得编几十则的大小新闻,我是负责槟城版的编辑,必须要战战兢兢地应对读者和报社的眼睛“审视”。若做得不好,肯定挨批和挨骂:做得好,那是我的份内的事。

对我本身而言,因为喜欢写作,也就每天半夜趁夜阑人静时,在书房写新闻评论。我在后来出版成书的作品就是在三更半夜出来的。从那个时候开始,写作成为我的生活的一部份,当然烟瘾也就泡上了。我记得在70年代中期我拥有一个小房间后(担任总编辑和总主笔),我的烟瘾更加大了,大到什么程度,我也记不住了。不过那时的香烟还蛮便宜,也就不在意抽多或抽少了。

至于我这位看来非死在烟瘾症不可的“文人”,后来又怎样戒烟成功,下一期告诉你戒烟的故事,这更是一则难以置信的真实的“故事”。

刊登于2011年4月7日《东方日报》

6.4.11

吕秀莲终于急流勇退 (天下纵横)

3月7日,我在本栏发表《吕秀莲应急流勇退》一文时,我所持的理由是:她已经扮演完其政治角色,是时候退隐政坛。应大方地支持蔡英文在2012年对垒马英九。

我写这篇文章乃是有感而发的,因为吕秀莲从2000到2008年担任了8年的副总统,虽未有实权,但也算是过期(过气)的政治人物;尤其是阿扁在位8年,吕秀莲竟然无法或无知(不知道)阿扁使用各种阴暗手段敛财,实在有些失职。即使罪不在秀莲,也难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单就这点已“判决”吕秀莲在政治上的“死刑”,已无法以纯情的形象让台湾人耳目一新。因此唯一的选择是退隐政坛,不要再扮“救世英雌”。

果然,在3月22日,吕秀莲正式宣布退出民进党总统初选,也无意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这当然与我较早前的“劝告“没有关系;但与我的”判断“有直接关系。我是根据台湾时尚潮流来否定吕秀莲参选的正当性。既然吕秀莲已不再参选,我们也希望她得以颐享天年,不再为政治而劳碌奔波。

由于吕秀莲的退选,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也就剩下蔡英文和苏贞昌了。虽然苏贞昌曾担任行政院长,但他并没有卷入阿扁的贪污案,也算是保留了“清白”之身。

不过,若在人气上与蔡英文比较,苏贞昌则显得老成持重,没有蔡英文的清新活力形象。他在党内“初选”时会占劣势,这是因为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是通过民调来进行的。所谓的民调,既不限民进党员,也公开给民众表态。在这方面,人气急升的蔡英文在“民调”上领先是不足为奇的,甚至也有“民调”认为蔡英文的支持率会比马英九高。

这就是说,民进党在最后的民调中很可能让蔡英文脱颖而出。我姑且敲定台湾2012年的总统选举将是国民党的马英九对民进党的蔡英文。站在传统立场和当任者处有利地位下,马英九的胜面较高;但站在本土台湾人和年青一代的台湾人的思潮来看,他们似乎比较偏向蔡英文的“敢于争出头”的作风。

无可否认的,他们两人的学历等量齐观,是新一代的台湾学术政治精英,但对外人来说在一时之间也很难判断谁会出线。因此在情势不明朗下,两党候选人需要凭智慧与政策取胜,虽然表面上民进党公开表露台独立场,但蔡英文在“捍卫”台湾的立场上好像有所调节,包括她刻下正在努力刷新本身和民进党的形象,告别陈水扁的悲情政治,有一些台湾式的“左”的味道。

同样的,马英九也知道若太过“迁就”中国大陆,他将失去台湾选民的热情支持,因此他的主张显然是“保持现状”。

事实上,不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不论是马英九或蔡英文,他们都不会把台湾引去“荷兰”;更不会玩火挑起两岸的紧张关系。因为在台湾的课题上,有些敏感的言行是不能随口而出的,也就局限了两党在口水战中超出底线。

所谓的底线是不能擅自宣布独立,不能把台湾变成反共的桥头堡,只要台湾领导人掌握这两大禁忌,则其它课题就可以游任其中而巧妙地处理或回避。

相对来说,蔡英文在中国大陆的眼中,还不至于那么“固执与冷漠”(吕秀莲就曾被这样定性),所以还是有希望自我扭转和自我调整来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的不争事实。马英九在这方面就比较能取悦于中国大陆。

其实现在的台湾什么也不缺,所缺的也许是蒋介石遗留下来的“主权国家”,在今天成为一个敏感与大争议的课题。这就需要台湾领导人引导台湾走向坦途而不是歪路和弯路。

就此而言,不论是马英九或蔡英文,他们都得提高视野评估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单单以台湾本位为出发点。也许保持台湾不独不统是台湾未来的方向,但也是台湾领导人最具挑战性的十分困难的任务。

刊登于2011年4月4日《号外周报》第524期

从BBC到美国之音 (跃马扬鞭)

近些年来,我已成为BBC中文网的常客,虽然鲜少有爆炸性新闻,但也从中获知不少讯息,包括今日从网上新闻得知,BBC中文广播在今年3月25日宣布结束。换句话说,中文广播及粤语广播已经终止,转由互联网及网络频道继续提供服务。

BBC中文总监李文这样说:“中文广播始于1941年5月,如今已走过70周年”。虽然停止中文广播,李文说BBC中文网将成为未来的走向,而且每隔2小时有网上新闻报导,更像滚动新闻。

根据网上消息,国与国的政治广播,起源于1925年的莫斯科广播电台首次通过电波向欧洲宣传马列主义。这是因为当列宁在1917年在俄罗斯革命成功后,就将版图扩大成苏联,而实行社会主义统治。在苏共统治下的苏联,自然趁势力坐大之际,向欧洲宣扬社会主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1945年),西方国家在英美的联手下结合了苏联的军力打败了德国的纳粹头子希特勒,复又与亚洲的反法西斯力量结合严惩日本军国主义者。这个时期不但共产一统苏联大局,也在中国崛起成为主要的军力力量之一。

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关键性的时刻,BBC中文广播启动了。它在1941年5月启播,当然不会为中共说好话。接着在1942年7月,美国政府正式成立了“美国之音”,每天以44种语言向全世界广播,威力之大影响之深,前所未有。由此可见,美英两国很早就掌控舆论与传媒的功能为西方服务。

其实,在“美国之音”成立之前,在1939年2月18日它已开始粤语广播。到了1941年12月28日,普通话节目也开始播音。当时美国刚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久,中文部只有两名员工,在开始阶段中文部每天播音一小时,普通话和粤语节目各占一半。当战局(指日本对中国及亚洲的侵略)进入紧张阶段,美国之音就全面发挥其功能,向战争下的中国及东南亚人民提供最新消息。

1945年战争结束,世界进入冷战状态,苏联在欧洲东部扩大其政治势力,因而有了东西欧之分,两欧则归由英美领导。当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取得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以英美为首的西方集团开始与东方集团(以苏联为首,后来又加入中国)分庭抗礼,并在意识形态上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因此不论是BBC中文广播或美国之音中文广播都和中国唱反调,而且彼此间也通过传媒和舆论互相指摘和冷嘲热讽。

在东西方冷战的年代,“美国之音”在中国政府和大陆人民的眼中是不折不扣被归纳为帝国主义的声音,极尽其丑化中共之能事。虽然英国BBC中文广播没有受到这样严厉的指责,但将它列入“美国之音”的“反华大合唱”中则是不争的事实。而美国之音及BBC的立场倾向反共和支持台湾和香港等地的反共集团和势力也成了政治斗争的标志。

然而时代毕竟要变化的。当80年代中国走向改革开放;当90年代苏联集团解体及冷战结束后,美国之音和BBC中文广播已不需要与中共没完没了地隔空对骂。

来到2011年后,英国因面对经济之不振,也就不得不撙节开支了。正如BBC全球新闻总裁霍罗克斯所说,由于预算被削减,BBC需要做出相应的决定。但在停播之后,BBC的未来是走向视频、音频和文字于一体的网络服务。这也点出了中文广播已完成其时代使命。

与此同时,《华盛顿邮报》在今年2月17日报导,美国之音为削减开销,将大幅度裁员,而中文广播将在今年10月1日起全面停播。这也意味着美国之音的中文台将步BBC中文台的后尘,向世界的华人朋友说拜拜。既然如今已不存在意识形态的斗争,再加上互联网大行其道,也真的没有必要继续保留着两个没有大卖点的中文广播(不再像过去那样反共反华;反之中国也已经与西方保持友好关系。新闻的对抗已没有必要)。这就是说,BBC及美国之音的历史任务完成了,国际已进入一个多媒体讯息的时代。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轻易获得消息。我们也只好保留过去的美丽记忆,但不必感到惋惜和遗憾,因为世界已不需要用电台来宣战了。

刊登于2011年4月4日《南洋商报》

百年辛亥话中山 (现代春秋)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年,中国和台湾都分别有隆重的庆典;在其他华人麕集的地方也会有或大或小的纪念活动。

为什么辛亥革命那么重要,非得大事庆祝不可?原来它情牵一位政治伟人;而这位伟人就是直到今天仍为人津津乐道的孙中山。他的伟大在于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失败。先后领导十次起义都宣告失败,却永不认输。结果在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大功告成地推翻满清封建王朝,是为第十一次起义,迎来了一个新世纪。这就是辛亥革命带来的巨变。

孙中山(1866-1925)不仅领导辛亥革命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也是直到今天为止被两岸人民所接受的共同领袖。就此而言,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和政治地位是十分特殊的;也因为他的关系,给海峡两岸提供了历史纽带,既切割不断,也挥之不去。因此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年的更深层的意义是:孙中山永远是海峡两岸的带路人。虽然促成两岸的统一十分艰难与抗拒,但没有人可以否定孙中山在现实意义上所扮演的角色。

正因为这样,来自孙中山家乡的中山市政府也领导和策划了一个系列的大型活动,通过中山日报的牵头,打出了“潮起东方”的名堂,推出了《华侨华人与辛亥百年》的大型系列报导。除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年外,同样重要的意义是探讨和挖掘孙中山在海外活动的沧海遗珠,以便能对研究孙中山有突破性的发现。

单就《中山日报》的行程表来看,它所侧重的是孙中山在马新的活动和这些活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例如访问新加坡的晚清园,参观槟城的孙中山纪念馆(阅书报社)、孙中山基地纪念馆及百年老店的《光华日报》等等都是希望能温故知新地走一趟辛亥革命之旅。

当然也十分感谢中山市一行人也把韩江华人文化馆列为参观的景点之一。我们文化馆通过历史图片、文字及文物向他们展示槟州华人的历史。从莱特1786年登陆槟城开始,到孙中山在槟城搞革命,乃至独立后槟州政治的两度改朝换代,都一一收录在文化馆内。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早期的槟城码头及建筑物,有如昔日的上海滩。

由于韩江华人文化馆在去年全面翻新,已被槟州政府旅游局列为新的旅游景点,大大地提高了韩江华人文化馆的历史与教育价值。

当然也感谢他们参观后对韩江华人文化馆的赞赏与高度评价,能够得以一览槟城华人的奋斗与成就史。

访问团参观之后的重心自然是与我交换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意见。

我说孙中山这个人在历史上可说是到目前为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政治伟人,因为他活了59年,竟有34年是在外国或中国管治以外的地方(如香港和澳门)渡过的;而大半生在外又能领导中国的艰苦革命,真是不可思议。

同样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可以在海内外各地成立革命团体,先是兴中会,后是同盟会,再后是国民党,都是以孙中山马首是瞻的,没有人挑战他的领导权。当辛亥革命在1911年成功后,又是一片欢呼声推举他出任临时总统。抑有进者,为了埋葬二千年的封建王朝,孙中山宁可让出大总统之职予袁世凯这显示了孙中山为了中国的前途而牺牲小我的大公无私的精神。这在现代史上十分罕见,甚至是绝无仅有的。

后来袁世凯背叛了革命(1913年),又引发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直到1916年袁暴毙后孙中山还是未完成其革命历程,因而在1924年当国民党首次代表大会得以举行之时,孙中山毅然地将其三民主义向左转,即在推动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的过程又加入了联俄、联共及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

这对后来中国的向左转奠下了基石,也让毛泽东从孙中山身上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是走向社会主义和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至于孙中山在海外搞革命是情非得已的,因为他已经被清廷列为朝廷要犯,包括他在马新的革命活动也是情势所迫,可谓尝尽冷眼与压迫(被请离开,当成不受欢迎的人物),但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因此辛亥革命百年不仅应大事庆祝,同时也要突出孙中山的政治理念,让海峡两岸的人民从孙中山的身上领悟到团结的重要性。

刊登于2011年4月4日《光华日报》

纳斯里骂马华酸民政 (直挂云帆)

首相署部长纳斯里说“马华一天到晚都在骂巫统,如果的确不满,大可离开(国阵),别一直开骂,却不愿离开”。

就此他形容马华的处境犹如终日投诉遭禁锢、性侵及不给饱饭吃的妻子,但又不愿与丈夫离婚,只会向外人申诉苦境。

接着纳斯里指“华社已不喜欢,甚至不再相信马华,这是马华在上届大选的主要败因,因为马华已不能当华社的信使,因此思变。马华不要“赖”巫统”。

在毫不容情与赤裸裸地鞭鞑马华后,自然引发反弹,指责纳斯里是“狂人”、“口出狂言”与“口不择言”,乃至也反嘲一番:“你以为你是谁?你代表不了巫统,更代表不了国阵”。这样的反驳与驳斥说是够力也好,不着边际也好,反正纳斯里也不当一回事。因为他知道骂了马华不会有后遗症,不会被“撤职”,也不会面对“党纪”,顶多上层会用一句话带过:“那是他个人的意见”。然后让这场闹剧草草收场。这政治玩意儿倒不新鲜,也曾经上演几回了。

第一回发生在1959年大选前。这一年马华在林苍祐的领导下,向巫统提出两个建议:①马华必须争取到1/3的国会议席的分配(当年总数104席,马华要求35席至40席)。②华教问题必须列在联盟的政纲内。

马华所持的理由是:1959年时,选民总数已逾217万人,而华裔选民也超过75万人,占总选民的35.6%(在1955年普选时,华人选民只15万人,占总选民11.2%)。

林苍祐后来将马华的诉求写成备忘录呈交东姑首相,结果引发轩然风波;尤其是此密函被公开后,惹得东姑指责林苍祐在他背后插一刀。

在事件一发不可收拾下,东姑撕破了脸皮,拒绝与林苍祐领导的马华合作。这意味着马华已不再是联盟的一员,除非林苍祐不再领导马华。

因此马华在1959年7月12日举行代表大会,共162人赴会,以决定马华的未来命运。会议经过冗长的辩论后,最后以89票对60票通过对联盟与东姑的领导的信任。虽然马华未脱离联盟,但情势的发展却迫使林苍祐派不得不脱离马华,因为东姑找到了另一批以陈修信为首的合作伙伴。马华也就在陈修信与东姑暗渡陈仓下推出候选人,把林苍祐摒弃在门外。从那刻开始,马华扮演了妥协性的角色,也恢复了与巫统的友好合作关系。

第二回是1969年大选后,又是陈修信领导马华上演一出不光彩的政治戏码。因为这一年的大选,马华输得只剩下13个国会议席(角逐33席),并失掉槟州主导政权(全军覆没)。
在失望之下,陈修信于5月12日宣布马华不加入内阁,也不接受行政议员职,因为华人拒绝马华代表华人参加内阁。

言犹在耳,不幸的在翌日,也就是5月13日,马来西亚爆发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种族冲突,史称“513”事件。于是马华又改变了立场,参加内阁,出任特别任务部长,但尚未撤销不入阁担任部门首长的决定。

1971年正月15日,时任副首相的巫统第二号人物伊斯迈在新山向马华撂下狠话:“如果马华公会及印度国大党继续“不死不活”,缺乏生气,那么巫统的唯一的途径是与这一两个联盟伙伴拆伙”。虽然伊斯迈是说气话,也不代表巫统真要驱逐马华,但也已够伤透马华的心。陈修信也就在一个月后借国会民主重开(1971年2月2日)之便,搞了华人大团结运动,目的在于展示华人对马华的支持,它不再是“不死不活”了。

不过,陈修信既已习惯于马华在联盟内扮演第二角色,也就不可能在局势恢复正常下退出内阁,反而是正常化马华在内阁的地位(即4位马华部长各有部门领导)。

虽然如此,政治的发展并没有给陈修信带来好运,在不能适应联盟变成国阵的大趋势下,陈修信只好急流勇退,让位于李三春(1974年)。

说实在的,在“513”过后的许多年,马华公会基本上享受了也代表了华人在执政集团的利益,虽然它多了一个潜在对手民政党也加入这个大家庭,但民政党始终没有发展成如同马华“遍地有党”的组织,极不容易全面取代马华的地位。

就这样,马华在“高低起伏”的岁月中一年渡过一年的走过39个春夏秋冬。也因为民主行动党始终没有把马华打得“落花流水”,给了马华公会一个安逸的机会继续以协商搞国家政治。从李三春到陈群川;再从林良实到黄家定都是一脉相承地以巫统为最高领导。

没想到马华的苦心和对巫统的忠心也在黄家定的手中被搞砸了。2008年的308政治海啸简直就是黄家定的噩梦,马华只剩下15个国席(角逐40席),而州议员也只剩下31名(参选90席),这半壁江山在一夜之间不见了。马华所蒙受的惨败,已不亚于1969年的大选。

虽然在大选后马华及民政的领导人有诸多怨言归咎于国阵内的霸权政治导致其他成员党败下阵来,但巫统仍处于不败的地位,也就不接受指责它拖累友党之说。

在这方面,即使阿都拉和纳吉没有正面驳斥友党的“指控”,但也不意味着他们接受这样的“结论”。如今由纳斯里口中表露,也算是一方的想法。这种想法显然不因马华改换领导层(从黄家定到翁诗杰到蔡细历)而改变了纳斯里的思想,他甚至变本加厉地将矛头指向马华。这就考验马华怎样在“屈辱中”站起来。
同样的,纳斯里也没有好脸色给民政党,他对民政的刻薄挖苦倒是延续了槟州巫统领袖和干部的声音。他甚至指说民政只有中央高层,底下是空的,很难翻身。

回应纳斯里指责较够力的是民政党的邓章耀。他说“是时候考虑要不要留在国阵了”。他也认为,导致国阵在大选中失利的因素皆与巫统有关。

无可否认的,民政在2009年时也因槟州巫统干部的叫嚣民政退出国阵与撕破许子根肖像事件上曾考虑要不要退出国阵,后来又不了了之。如今纳斯里这么一个刺激,民政会因此激起火花而退出国阵?倒还没有看出来。我们还得观察邓章耀的文告有多少份量,才能评估民政的下一个行动。
总而言之,纳斯里如斯地向马华和民政投下炸弹已掀起了风浪,但会真的触动马华和民政联手来对付纳斯里吗?我们也一时看不出来,也许经过一轮口水战后,又是不了了之。反正大人物如东姑赶马华,伊斯迈“酸”马华也没有改变现状,那么一个纳斯里的“牙擦擦”与“牙尖嘴利”自然也赶不走马华和民政的,只是纳斯里的言论对国阵不利则是不争的事实。还有马华与民政也真的应认真反省巫统是不是不需要它们了?

刊登于2011年3月31日《东方日报》

4.4.11

孙中山的海外革命号角 百年《光华日报》及其战前的人和事

绪言 

  • 1815-1821年在马六甲问世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是被公认的世界第一份华文报。它是月刊,是由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麦都思(Nalter Henry Medhurst)及梁亚发三人参与,主要编务由米怜(William Milne)处理(他在1813年被伦敦派来马六甲协助办报)。
  • 1823-1926年,耶加达出版《特选撮要》。
  • 1828-1826年,在马六甲发行的《天下新闻》。
  • 1833-1838年,先在广州及后新加坡出版的《西洋考每月统纪传》。
  • 1840年的鸦片战争及后来的太平天国(1851-1868)运动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第一章:忧国忧民的孙中山

  • 孙中山从教会和太平天国运动中领悟报纸的重要性。1896年在檀香山将1881年创刊的《隆记报》当成机关报使用推广革命。继之在日本创办《民报》(1905年),后是在马来亚的槟城推动《光华日报》(1910年)的创办。
  • 在成立光华日报前的1908年孙中山在槟城创办“阅书报社”,将之变成革命的前哨站。

第二章:孙中山的三大外围组织

  1. 阅书报社(1908年)
  2. 光华日报(1910年)
  3. 钟灵中学(1917年)

第三章:刘士木情牵光华

  • 刘士木(1889-1952年)留学日本,主持南洋研究,1940年合创《南洋学会》。
  • 在棉兰为光华招股,有助光华顺利问世,但几乎挣扎才告稳定下来。

第四章:洪丝丝与光华一段缘

  • 洪丝丝(1907-1989年)因抗议蒋介石在1927年大举屠杀共产党人,宣布退出国民党。
  • 后来参加马共组成的“无产阶级作家联盟”(1932年)成为左倾作家。
  • 也在1932年加入《光华日报》服务。
  • 1935年赴日本留学。1937年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之后,洪丝丝返回槟城再为光华服务,出任总编辑之职。
  • 1938年洪丝丝离开光华,转到中立偏左的现代周刊及后来的现代日报服务。
  • 1945年日本投降,洪丝丝担任左翼的“现代周刊”主笔。及后又担任陈嘉庚的《南侨晚报》编辑主任。
  • 1948年起成为《南侨日报》掌舵人。1950年被查封。

第五章:黄望青投身光华日报

  • 1935年夏大毕业。1936年来新加坡,加入了马共组织。
  • 1937年响应陈嘉庚号召,加入抗日行列。
  • 1938年在马共党内升任“文化部长”,也闯进了《光华日报》服务,并与郁达夫展开一场意义深远的笔战。
  • 1940年黄望青回到新加坡。1941年被英军逮捕。日本南侵后,黄望青获释放,参加抗日工作。
  • 1942年4月8日黄望青被日本逮捕后变节,成为马共首号追杀的人。
  • 1945年战后,他大命不死而辗转成为生意人,也留下争议性的一生。
  • 1973年被新政府委任驻新大使。2003年逝世于新加坡,他一生也灰飞烟灭了。

03/04/2011在西安“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提呈论文之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