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与马新左翼运动 （跃马扬鞭）

最近阅读《华惹风云与后李光耀时代》一书中有一段讲述“文革对社阵（包括左派）产生摧毁作用”的文章后，有太多的感触。

文章提及中国学者程映虹于2010年7月14日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主办的座谈会上的一席话。他说，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积极输出毛泽东主义，对象包括新加坡左派人物。因此他认为一度被视为东南亚最大左派政党之一的社会主义阵线（社阵），就是因为接触到文革思想而变得更加激进，进而走向没落。

这位在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担任历史系副教授的学者认为社阵就是因为受到1966年爆发的文革影响，而变得更加激进，以致在同年决定集体放弃13个议席，走出议会展开街头斗争，进而在1968年杯葛国会选举，铸成重大的战略错误。

因此程映虹认为文革对社阵的进一步衰败起到很消极的影响，对左派运动的最后瓦解，也有着摧毁性的作用（社阵在1988年解散）。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文革的内斗，也导致社阵上下不团结，促使左翼运动的消失。

但是前社阵领袖之一的傅树介（楷）医生不同意这个论述。他说，文革是在中国爆发的，它对新加坡当年左派的影响是属于国际性的，但对社阵最致命的打击，绝对是政府在1963年展开的“冷藏行动”。

他进一步说，社阵在后来不成气候，主要是因为非常具号召力的领袖林清祥被关进牢里，无法带领社阵赢取选票。

他把被逮捕的社阵领袖形容为较温和的一派，结果由于温和的坐牢，导致接手领导社阵及另一个左派政党（新加坡人民党）的人走比较激进路线。因此是“冷藏行动”的后果造成左派政党走上极左路线，而不是文革的影响。

这位早年就醉心社会主义斗争的书生，是在新加坡出世的，也是陈嘉庚的外孙。战后（即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们举家从印度返回新加坡。1950年，他进入马来亚大学念医科（当时马大仍设在新加坡）。1953年，他与一般志同道合的同学创办了“马大社会主义俱乐部”，并担任会长兼《华惹》（俱乐部喉舌报）主编（1954年华惹面对文字官司，后来编辑人员无罪释放）。1957年毕业后，他在政府医院实习。

1961年，他与林福寿医生一起离开政府部门，合作设立人民药方。与此同时，他们也加入了社阵，而傅树介担任助理秘书长，成为林清祥秘书长的得力助手。

1963年2月2日的“冷藏行动”中，共有113名新加坡左翼领袖及干部被逮捕，包括林清祥、傅树介及林福寿等人。1972年杪，傅树介获得释放，但在1975年6月他又再被扣留，一直到1982年才被释放，前后坐牢17年。1990年他移民加拿大。 从傅树介的失去自由的年代来算，他所说的社阵走向极左不能与文革相提并论的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虽然新加坡社阵在“冷藏行动”中蒙受严重的打击与挫折是不争的事实，但那时左派力量仍然十分强大，不因林清祥的坐牢而失去方向。例如参加1963年9月12日的提名，21日投票的大选，社阵是倾巢而出，而且也是信心满满的，南大生成了社阵的生力军（谢太宝是那时冒出头的另一位政治领袖）。讵料开票结果，社阵只胜13席，而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获得37席。由于左翼统战折翼，衍生了许多预想不到的变化。

其中包括（一）新加坡在1963年9月16日加入马来西亚后，又于1965年8月9日退出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二）当1965年印尼发生流产政变及反政变导致右翼的苏哈多政权抬头后，苏卡诺的政权已大权旁落，直接影响东南亚的左翼运动。伴随着中国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吹响号角，新加坡的左翼阵线（包括社阵）也就义无反顾地采取了街头斗争，示威游行此落彼起。

（三）由于受到“文革”路线的影响，和党领袖的被捕，新加坡社阵及马来亚的劳工党议员同步在1968年辞掉所有议席，并宣布杯葛来届大选，路线也转向极左。

凡此种种，也因1969年的大选又出现巨变和发生马来西亚的“五一三”种族冲突事件后，文革已成为马新左翼的痛苦记忆。

当1976年文革结束后，马新的左翼逐渐淡出政坛，这就是文革给马新左翼政治带来的无远弗届的负面冲击，其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刊登于2011年6月6日《南洋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