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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11.7.11

四大华文报总编辑 韩江:华报的摇篮(一)

韩江中学自1950年创校以来,它就因学生的活力而成为名校之一。及后在学运蓬勃开展的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韩中成了北马学运的核心。在五十年代末期更是领导罢课示威支援钟灵学生的反对改制而名噪一时。 除了是左翼份子的温床外,韩江中学在后来也是传媒的摇篮,这是始料未及的另一个发展,也为后来的韩江提供一个新的路线图。 故事起于七十年代,当时在西马的华文日报共有八家,计有《南洋商报》(1923年)、《星洲日报》(1929年)、《光华日报》(1910年)、《星槟日报》(1939年)、《中国报》(1946年)、《马来亚通报》(1957年)(先是三日刊,1968年后成为日报)、《建国日报》(1940年)及《新明日报》(1967年)。 在八份的华文报中,在70年代竟然有四家华文报的总编辑是由韩中的毕业生担任的,也即是说,占了华文报的半壁江山。他们依序是: ①《新明日报》总编辑钱博(钱洪光)(他是韩中1956年第一届毕业生,后来负笈台湾深造)。他在1968年至1986年担任总编辑,前后18年。 1976年陈群川收购《新明日报》,1986年因“新泛电事件”出现财务危机,转售予《海峡时报》,后因报份下跌,在1994年宣告停刊。 《新明日报》在七八十年代曾被誉为“菜蓝的报纸”,即意为家庭主妇喜欢的软性报纸。 ②《星洲日报》总编辑黄宗理是韩中1959年第四届毕业生,后负笈南大深造。1973年被委为代总编辑。1979年扶正并兼任董事,直到1983年调任《星槟日报》总经理。 黄宗理因获得胡家第三代掌门人胡美一赏识而平步青云,但在1982年《星洲日报》转手于林庆金后,他的事业开始走下坡。1986年后离开报界(星槟日报),转入商界发展,连人带名消失于公众眼前。 1986年林庆金陷入“财务危机”,《星洲日报》更在1987年的茅草行动中被封闭3个月。1988年砂木材大王张晓卿买下《星洲日报》,重新出版直到今天。 ③《建国日报》总编辑叶观仕是韩中1962年第七届毕业生,后远赴台湾深造。在报界打滚一个时期后,于1975年出任总编辑。1976年离开《建国日报》,转入出任《大众晚报》总编辑。后来又辗转于其他报社服务,运气似乎不怎么好,他在后期自行搞出版事业,小有成绩。叶氏已于今年初逝世。 《建国日报》原为怡保的一份地方日报,创刊于1940年,在1980年被郑安泉接管,但于1986年因郑安泉出事而陷危机而停刊,复于1994年正式被清盘。 ④《星槟日报》总编辑谢诗坚是韩中1963年第八届毕业生,旋后前往南大深造。六十年代中期投入报界服务,于1974年出任执行总编辑。1975年升任总编辑兼总主笔。1985年离开《星槟日报》,与友人合创《联合报》。 1986年《星槟日报》老板林庆金陷入财务危机,不幸被马来亚银行接管。《星槟日报》挽救无方后,也在1986年停刊。 与此同时,于1985年创刊的《联合报》小有成就,辖下也出版《联合周刊》及拥有一家印务馆承接外来生意,董事会也就在1988年通过招标取得《星槟日报》的所有资产。 联合报业集团入驻《星槟日报》大厦后,原准备出版本身的《联合日报》,无奈大厦业主林庆金要我们复刊《星槟日报》,不然不出租大厦与《联合报》。 在苦无对策下,我们(联合报)董事会仝人决定“冒险”出版《星槟日报》。果然不出所料,当我们准备在1989年2月份推入市场后,突接庭内“停止出版《星槟日报》,因员工追讨《星槟日报》欠下的债务。这样一来,联合报业赔了夫人又折兵。一方面请了一大批员工要继续聘用;另一方面则进行上诉以期复刊。及后在双方协商下,旧业主必须按月付还15000元的债务,直到清还为止。 “联合报业”也就不得不承受还债的条件以换取《星槟日报》的复刊。我们终于选择在“五月四日”(纪念五四运动)开步走,但来自各方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最主要是我们在缺乏资金下出版日报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老实说,我们也只有30万元流动金周转,董事的出资有限,平均每人不超过10万元。 虽然我当时以联合报业集团社长的身份出任复刊后的《星槟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但在“巧妇难为无米炊”下,我们在半年后陷入困境。在这个时候,若没有新资金注入下(当时联合报业集团集资不超过五十万元,再加上代理对报份的抵押金,总流动金不超过一百万元)。如果再加上标下《星槟日报》的资产,包括印刷机,每月得好几千元的分期付款及15000元代付《星槟日报》员工后,几乎未能喘一口气。到了年杪,在“万念俱灰下”,我宣布“壮士断臂”,停止出版《星槟日报》,也把联合报业也搭了进去。 原本在1988年业务大有起色的《联合报》(三日刊)已开始赚钱,报份每期升至5万5千份及联合周刊2万份,未想因“胃口过大”而吞不下大象(星槟日报),也只好眼巴巴看着联合报业往下沉了(最终在1992年停止出版)。 当时的《星槟日报》复刊后销量在2万5千份之间,算是不错的开始。但因广告回收大降,甚至难收回,也就无法应付日常的庞大开销。 《星槟日报》复刊的失败,也转变我的人生,从此投笔从商,及至千禧年再重拾手中的笔。 以上四位韩中的毕业生不约而同地曾在华文报界呼风唤雨一时,确实是奇迹,也是一则真实的神话。说实在的,除了叶观仕在台湾的大学攻读新闻学外,我们中的三个人都不是新闻学出身的,但报办看来也难不倒非本科班出身的。 ⑤顺带一提的是,《南洋商报》总主笔张景云也是1957年韩中高材生。虽然未曾担任总编辑,但他在80年代崛起成为华报一支笔,在报界颇有名气。晚期他也曾出任《东方日报》总主笔。这就是说,这四加一的报人,成了韩中的一段佳话。 看来韩中毕业生已成为新闻传媒的开路先锋。因为下来韩江在新闻事业上有更大的发展和冲刺。 刊登于2011年7月11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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