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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著名时评政论家,厦门大学文学博士。先后出版十余本著作,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政治思潮演变》、《巫统政治风暴》、《林苍佑评传》、《柬埔寨的悲剧》,《以巴千年恩怨》、《槟城华人两百年》及《伍连德医生评传》等著作。 目前担任马来西亚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席、马来西亚中国客家总商会会长及中天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27.2.15

春晚反腐节目的省思 (直挂云帆)



近些年来,我都有观赏中国的“春晚”(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除夕晚的直播节目。虽然在32年前(1983年)开始了这个备受观众喜爱的节目,但其表演内容与形式总是与政治大气候息息相关的,今年的春晚也不例外。其中有三个短剧是与当前的反腐运动有关的。这三个节目是《圈子》、《投其所好》及《这不是我的》。
有人说“春晚”罕有的呈现了反腐节目,这在过去是敏感的;但有人认为当局者次的大胆突破是好的开始,足见政府反腐的决心;也有人批评所谓的反腐节目力度不够,如蜻蜓点水,隔靴抓痒,无法反映出今些年来在报章和传媒上所见的令人“惊心动魄”的贪腐大案,充其量只能是点到为止的讽刺,不但不到喉,也无法让人观后拍案叫好,顶多是发出会心一笑。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对今年的春晚节目给予正面的肯定,因为它带出了中国梦,也希望在稳定中取得更大的进步,即使没有在节目中有力地揭开贪官污吏的丑恶面目和公布“大老虎”落马的丑闻,我们还是能够从春晚中感受到中国现代领导人肃贪和除贫的决心。
其实不论是现代领导人或过去的领导人,都对贪污深痛绝恶,也似乎没放过被查到实证的罪案。只是因为政治环境的变化,打腐一直未能遏制,反而越来越严重。这就要回到历史去了解不同时期的个中情况。其一,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国元勋毛泽东主席就对贪污严惩不贷,例如在1952年处决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及天津地委副书记张子善,罪名是“盗窃机场建筑公投”。也在同一年毛泽东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
虽然在那个时期查处犯贪污罪者高达十万人,也追回赃款2亿人民币(旧币),但毛泽东还是把三反运动提升到五反运动,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资财、反对偷工减料及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由此可见,在中共建国初期,毛泽东已洞悉贪污对国家的危害,但后来中国进入了此伏彼起的政治运动,牵涉面是全国性的,也就使到当官的想贪也贪不起来,因为在一浪接着一浪的政治运动下,在此刻不知道下刻的政治命运下,谁又能饱暖思淫欲?谁又有心玩投机倒把,而贪得无厌呢?
当然不是说在火热的政治运动期间不会发生贪污案,而是贪来的钱又如何炫耀,又如何运往外国?又如何使用?这在毛泽东的时代是很难想象的。
例如1957年的反右斗争,几乎影响50余万名知识分子的正常生活;1958年的大跃进,全面地推动人民公社,尽早落实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方向。接着在1964年间,又出现“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及清思想),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文革”的前奏曲,主要是防止党内的走资派滑向克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的道路。
就在“四清”之后,中国人民迎来了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运动中,许多人都生活在极不安定的状态下,只有少数的官僚享受特权阶级的待遇,也就少有人偷窃或偷国家资源据为己有,因为“金钱已无用武之地”。
其二,就在“四人帮”一网成擒后(1976年),才结束了文革的十年浩劫。文革的结束和政局的转变也给邓小平提供了复出的机会。
邓小平是在1978年第三度复出,而随即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他废弃了社会主义的教条而大胆地把中国的门户打开。
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方针也刺激了许多人向往更美好的物质生活,即便邓小平在那年对罪案严惩不贷,决不手软,从重从快,但依然发生武的罪案扩大到文的罪案。这文的罪案就是指当权的人利用职务之便敛财,而下海经商的人也靠着与官场的关系在官商勾结下,将国家的资产进行转移。因为这些人看到了隙缝和机会,也就起了邪念,贪个不止。
在不能有效地制止和消除贪污案件下,1989年的六四事件也反映出其中一个原因是民众对于官场的黑暗与打腐不力的失望,因而诉诸行动要政府大刀阔斧铲除贪官污吏。
为了安抚老百姓心中的怨恨,中国政府公布从1989815日起至1031日止,凡是犯贪污罪、受贿罪、投机倒把罪的公务人员及企业单位负责人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自首者一律从宽处理。
在截止日之后,当局公布有52800人自动投案,这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许多没自首者仍抱着侥幸心理或依据后台,也就静观其变。由此也暴露了11年来(自1978年到1989年)贪污受贿案件层出不穷,只是尚未被全面揭发。
虽然在六四前,胡耀邦已下台(总书记)(1982-1987),但因他之死而掀起“六四”事件却让人感到惊愕,这也说明了胡耀邦在位时贪腐已成了一个严重的课题,群众乃借故起事。
因此来到赵紫阳的时代(1987-1989)他几乎没有机会独当一面时,已是被“六四”事件卷走,但不能否认他在主政时期贪腐案已十分严重。
当江泽民接棒后(1989-2002),他虽然也反腐,也拿大官来祭旗,如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被指贪污受贿罪成判刑16年(而后保外就医,于2000年逝世),但只有典型却阻止不了经济犯罪案一再增加。
当胡锦涛在位时(2002-2012),他拿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来祭旗,而成为他的年代的典型案件。陈的罪名是受贿、滥用职权及玩忽职守而被判监18年。
不过根据明报月刊专栏作家马玲撰文指出,在江泽民时代,公务员已明显地介入钱权交易;而来到胡锦涛时代,“他本人孤独地在敌人心脏”战斗,被常委周永康、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中办主任令计划一圈人包围。
因此当习近平于2012年接棒时,他毫无讳言地疾呼如果不向贪腐进行斗争,将可能“亡党亡国”。在无法忍受下,习近平于2013年拿薄熙来的案件作切入口,在定罪后,矛头指向周永康。继之徐才厚、令计划及一大批高官也纷纷落马了。
当习近平在2014年挖出耸人听闻的贪腐案实在是令人瞠目结舌后,共和国的资产到底有多少被这些官员挖走?外人并不知情。
现在春晚过后,人们也正在期待习近平怎样收拾老虎,怎样还共和国一片明朗的天空?这才是当务之急!

刊登于2015年2月26日《东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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