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党 （前称回教党，2011年起易名伊斯兰党）决定在2月18日（星期六）在吉隆坡独立广场举行，署理主席端依布拉欣预计有30万人参加的大集会，以支持伊党主席哈迪阿旺在国会（去年被排到提出一读）提呈的私人法案，旨在增加回教法庭的权限。有关集会从下午3时至晚上11时。
如果没有通过国会讨论和辩论这个被定名为《1965年伊斯兰法庭法令》（或当下被称为355法令）的私人法案，那么吉兰丹就不可能落实回教刑法。因为在马哈迪当政时，他已一口气拒绝这样的法案，主要的原因是他反对“回教刑法”，并认为不符合宪法。
正因为是马哈迪卡住“回教刑法”，即使吉兰丹州议会早在1993年已通过回教刑法，在未获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回教刑法”形同虚设。
在伊党看来，原有“回教法庭”是小儿科，未能符合回教刑法需求。为此哈迪阿旺建议启动355法令的修改（一旦通过）是让“回教法庭”拥有更大的权力，因而动议回教法庭最高刑罚为监禁30年（原不超过3年）、罚款10万令吉（罚款至高5000令吉）；而鞭刑可大大提高到100下（目前只能不超过6下）。
就伊党而言，它之所以走到今天，而且越来越宗教化也是有其背景的。在五六十年代，伊党虽是以宗教为名，但不是走宗教路线，而是走民族主义路线，甚至不排斥社会主义思想。在70年代伊党内部有了分裂，一部分人反对伊党加入国阵（1974年），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是正确的，参政就是为了夺取政权。
这种意想不到的内讧导致吉兰丹的伊党出现两大阵营对峙，一边是支持新任大臣（纳西尔）（他被视为亲巫统派的伊党人）；另一边是反纳西尔的党员，形成对抗和暴力示威。结果被中央通过紧急法令接管政权（1977年）。
正因为伊党与巫统关系闹僵，身为党主席的阿斯里只得选择离开国阵，继续领导伊党。但此时的伊党已“迷失方向”不知何去何从，它们似乎觉得加入国阵是得不偿失的（巫统坚持伊党是被开除出国阵，不是伊党自动退出的）。
就是因为伊党陷入迷途，因此离开国阵后所参加的1978年、1982年及1986年的大选，伊党一连三届扑地不起，不仅失掉丹州政权，而且国会议员也寥寥无几。
就在无所适从的时刻，伊党内部的领导层有了转变。在来自槟城的尤索拉哇退休（被认为好好先生，缺乏大刀阔斧的形象）下，伊党迎来了来自吉打的法兹诺（1989年），他联合了来自登嘉楼的哈迪阿旺及来自吉兰丹的精神领导聂阿兹组成铁三角后，一改昔日的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方向，转入了宗教。
未想这一转变竟给伊党带来了“春天”，1990年的大选，在与46精神党（东姑拉沙里的领导）及行动党合作下，组成反对党阵线。结果在46党的支持下，伊党夺回丹州政权。
尽管少有人说是46党协助伊党才取得不错的成绩，包括伊党人士，也是认为伊党的抬头是因为新的领导层以宗教作为指导思想，从而取得“新生”。
自那时起，伊党领袖已开始相信也接受宗教路线是伊党的新方向，于是在1993年的吉兰丹州立法议会通过了“回教刑法”。
当来到1999年的大选，伊党又是一个三级跳，原来跌马的安华在组成国民公正党后，凭着安华效应也给伊党带来难以思议的佳绩，不但保住丹州，也夺下登州政权，更有27名国会议员。
不论客观环境如何评价伊党，它在90年代起就义无反顾地往宗教至上的道路走是不争的事实，终于与行动党分道扬镳（2001年）。
继后，踌躇满志的伊党完全不顾及多元社会不同族群的感受，而是以自我为中心。这在2013年的大选后完全暴露出来。
虽然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结果是反对党扬眉吐气的年代，前者竟在一夜之间夺下5个州的执政权：槟城、吉打、吡叻、雪兰莪及吉兰丹，而且国会议席也从少数跃居成大多数，伊党的意气风发可想而知。后者基本维持了优势。
可是在这之后，伊党又进入另一个宗教浓厚的阶段，结果在2015年中，伊党又再与行动党闹大分裂，双方过去的合作已化为乌有；更甚者双方之间都极尽挖苦、揶揄、讽刺乃至恶言相向之能事。
与此同时，在伊党选举大会上（2015年）也全面清除异己和厄尔多安派（土耳其总统），说明了这是一场“清洗”运动，也导致厄尔多安派退党而另立“国家诚信党”。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反对回教刑法的落实（355法令）。这不是种族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只因为伊党是与政治分不开的，也就被牵扯在一起。
毕竟任何人不分种族都应该反对将马来西亚转成一个“回教国”，推行神权政治。如果我们不想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回教国”的话，355法令必须反对到底，伊党必须适可而止，以国家现实为依归。刊登于2017年1月23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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