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的华文教育体系本来是一体的，从中华民国在1911年成立以来，新知识和新教学已在两地蓬勃发展起来；尤其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华校更是遍地开花。但随着华小数目的增加，也就需要中学的设立（1917年新加坡中正中学成立；1923年槟城钟灵提升为中学），直到50年代，许多中学毕业生只能进入当时的马大；也因中国政局的改变不可能再赴华留学了。于是一间民办华文大学于1955年在新加坡拔地而起，创办人陈六使名声鹊起，与在前期创办厦门大学（1921年）的陈嘉庚齐名，一前一后留下光辉的文化遗产。但吊诡的是，南大在1980年消失后，取而代之的竟是厦门大学马分校（2016年）。原本是南大继承厦大的衣钵，现在反过来，厦大又接过文化的火炬。世事的变化令人意想不到。
对于南大这段历史是让人刻骨铭心的。从1955年到1980年，仅仅25岁的南洋大学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代，却在政治漩涡中消失了，只剩下所谓“南大精神”成为南大生和万千的华教人士心中的“图腾”。换句话说，没有了南大，只能将精神升华为永恒和不灭的记忆。
南大的这一段血泪史是与陈六使分不开的。他在1916年南来新加坡后，先在陈嘉庚的公司任职，后在1923年与自己的兄弟自行创业。在发迹后，陈六使对陈嘉庚的支持是不遗余力的，例如1939年向集美学校献捐15万叻币，及在1941年应陈嘉庚之请求将70万元汇回中国。
1950年陈嘉庚决定回中国定居，而将其在新加坡留下的任务交给陈六使接任，这包括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福建会馆主席及怡和轩俱乐部主席等。
当陈六使在1950年9月9日就任福建会馆主席后，他首次提到创建一间华文大学的愿景，希望华侨在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创办一间大学，目标是5年内必须成立；若10年尚无一间中国式大学成立则为落后。
在1953年1月6日的福建会馆理事会上，陈六使再次提出创办“马华大学”（意指马来亚华文大学）的必要性。如果不合力改善，则马华文化将在二、三十年后被淘汰和消灭。
他说，如华社能集资三五百万，他愿以一元对一元作出回应（后来他个人捐出5百万元叻币）。
与此同时，他也宣布福建会馆决定捐献500依格（英亩）之地段（在裕廊，也即是今日南洋理工大学的校址）作为大学校址。
同年的2月12日，在打铁趁热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召集马新279个华团代表共商成立“马华大学”事。在与会者一致支持下，公推陈六使担任主席，领导筹备委员会积极工作。在同年2月22日的会议上，筹委会决定采用“南洋大学”这个名字（在那个时期，中国移民到东南亚被称为“下南洋”）。在7月26日，陈六使为“南洋大学”举行动土礼，象征着第一间海外华文大学在新加坡拉开序幕。
虽然发生林语堂事件（1954年履新，但因坚持大学的规划由校长决定，乃与陈六使起冲突，而在1955年卸职）。不过并没有影响南大如期在1955年开始收生（先在华侨及中正中学上课），学生420名。
1958年，南大校舍落成，学生正式迁入南大上课和寄宿，云南园成了那个时代的左翼阵地之一。不仅马新的学运核心转入南洋大学，而且在后来也一度被形容为“小延安”。
李光耀在1959年领导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后，他心里对南大已有不苟同的看法；尤其是在1961年行动党闹分裂后（林清祥率左翼统战另组新加坡社会主义党（简称社阵）），李光耀对南大生和华校生有更大的戒心。他公开批评陈六使聘请亲共的庄竹林博士当校长，也指责陈六使让马共利用南大作为滋长地。
当1962年新加坡人民通过全民投票接纳李光耀的建设加入马来西亚的条件后，他进一步在1963年举行大选（很巧妙的是，提名日在1963年9月12日，而投票日在9月21日。在这两者之间的9月16日则是马来西亚成立日）。
在选举过后，李光耀重新掌权，他的秋后算账是公开指责陈六使支持南大生（十人以社阵候选人身份挑战行动党候选人）的反政府和涉及亲共活动，因而在1963年褫夺陈六使的公民权，迫使他离开南大。
由此可见，南大从一开始就是灾难不断；而陈六使也是受到一波又一波的冲击，直到1972年，他走完苦涩的一生，也成了一个时代的悲剧人物，但他的名字与南大精神却在历史中闪烁。
未想南大被关闭36年后，竟是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又在马来西亚异军突起，成为南大的另一个标志。
这种偶然又将陈嘉庚与陈六使的名字联在一起。至于80年代在马来西亚崛起的三间民办学院也只能一步一脚印努力往上攀爬。在某种意义上带着南大精神，但始终难以完整的取代消失了的南洋大学。就不知道厦大分校能否让南大精神在厦大绽放？刊登于2017年3月27日《光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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