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5.17

“红色威胁论”匪夷所思 (现代春秋)

随着马中关系在近十年来有突飞猛进的进展后,不但马中贸易量已大大提升,而且中方在大马的投资或提供贷款也显著增加。
例如在2015年,马来西亚在东盟的国家中已崛起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达至1000亿美元,而且从去年1月至6月的统计,也显示双边贸易有所增长2%
又例如在2015年,中国在大马的投资只有区区的2亿美元,来到2016年,中国在大马的投资已超过25亿令吉(近5亿美元)。尤其是在近年,马中的经济合作显得更加膨胀,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访马时的大手笔投资,贷款和购买大马债券,在在使人耳目一新。随后纳吉首相的访华也进一步扩大彼此的合作;尤其重大的变化反映在2015年及2016年,马中有过两次的军事演习,一个侧重在马六甲海峡,令一个侧重在空军的演习。
由于有迹象显示中国会前所未有地将资金倾入马来西亚,也引起马来西亚政商界及一些团体的关系。
其中最重要的有马来西亚前首相马哈迪的评论,他在2016年杪引述“彭博社”的报导称柔佛依斯干达经济特区有60项发展计划,包括打造50万间房子,因此估计会有150万人涌入新山。
马哈迪也引述报导说,届时住在岛上的居民大约有50万人,加上往来游客,将会有70万人在该地区流动。
如果依斯干达碧桂园的大计划也包括提供第二家园的方便,自然增加外来的“居民”,但不是“公民”。
虽然马来西亚政府欢迎外国人,特别是银发一族在大马置业,而获得第二家园计划下的长期签证,但外来人也是选择地点而住,比较吃香的就有下列的城市:吉隆坡、槟城、新山及将来可能加上马六甲。
如今柔佛一下子开辟这么大的发展区,又是中方与柔佛州政府联营,受到重视自不在话下。
因为马哈迪的评论,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黄惠康也进行实地考察,发现情况并非新闻社的报导,而是按部就班,而且要到2035年(18年后)才能全面落实(万一工程被拖延,也就是一个较长时期的发展计划了)。
马哈迪是忧心国家把土地和房屋变卖给外国人,将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殖民化”。
针对这种说法,中国官方的回应是中国不会占有其他国家的领土,所谓的共同发展而将房子出售或某些农业土地售卖也是有年限的,一般是60年或99年,绝少有“永久地契”了。
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如600年前郑和下西洋时,拿下马六甲而建立起殖民地是没有人质疑的,因为郑和的船队在当时已具备条件在海外开拓殖民地,时间比欧洲国家的外侵来得更早。
既然郑和没有去占领,那么来到今天中国通过“金钱”就能殖民化大马,那是荒谬的大笑话,也是匪夷所思的幻想。
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不断强调中国的和平崛起不会威胁第三者,而“一带一路”也不会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而是达致共赢局面。
此外最近又发生某些人士和组织的“黄祸论”更是信口开河,其一是在今年5月的时候,有一位署名丹尼斯(Dennis Ignatius)的前外交官在其部落格以“马华中共交好,等着与狼共舞”的题目批评中共与马华关系友好,等于把影响力深入马来西亚的政治。
他认为“这种公开干预本国内政的做法是违反了外交惯例,也违背中国多次表明不干预他国内政的承诺”。
“在过去,无人可容许这种事情发生,但随着中国在马来西亚的影响力日深,政府也只眼开只眼闭”。
与此同时,另一个反共组织“土权组织”的主席依布拉欣阿里在522日公开侗言,要上书全国总警长卡立,要求警方关注巫统及马华与中共往来。他担心此举会将共产主义散播到马来西亚。
他也感到费解,既然马来西亚不接受共产主义,为何巫统却与中共挂钩,而中国很久以来是与共产主义挂钩的。
很显然的,这两种论调很快有了反应,旅游部长纳兹里说我们只与政府间的往来,如果是共产党执政就与执政党打交道;同样的,当他们来大马时,也只与执政党往来,而没与反对党联系。
他更说,马中建交已经43年了,哪有人信奉共产主义?
与此同时,马华中委郑聪科也发文告反驳丹尼斯的“歪论”。他说,马华与中共的接触只限于技能培训,未涉及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内外政治。
“一直以来,马华都有邀请中共派代表出席马华党代表大会,也会邀请其他国家代表参加”。
据知,巫统也有邀请中共代表团参加党庆。
这在在说明了马中关系已臻入水乳交融的阶段,人民的往来逐年增加,而投资额也越来越大,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看好马来西亚的商机,也希望保护马六甲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航,因为川过海峡的油轮(每年十万艘),其中80%是运往中国的。
就此来看,如果中国和马六甲联手打造“皇京港”成为旅游和海港胜地,那就会进一步确保中国的经济利益。
其实今时今日马中关系已非昔日的“对抗性”的关系。当1974年马中建交后就影响东盟国家要求中国停止援助马共,直到1989年才完全停战而达致光荣的和平。自此之后,共产主义已不再是一个威胁,也没有在国内掀起波浪。因此说红色论和黄祸论乃至排华论都是“幻想出来的幽灵”。也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不会将本身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强加在别国的身上。
既然21世纪大家认同和平共处,也就要全面杜绝这类“捏造和杜撰的耸人听闻的危言”。

刊登于2017年5月29日《光华日报》

26.5.17

脚车王国返璞归真 (直挂云帆)

1980年是我第一次踏足中国,但被局限只能在广州做生意(参加交易会)。当我们的飞机在香港降落后,我们就被安排到火车站乘坐列车进入广州。当火车离开罗湖后,我们算是进入了中国的领土。
第一个最深和至今也不会忘记的是车厢响起了革命的歌曲,一首让海外华人也熟悉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在我们耳边响起,令人耳目一新,也顿然感觉到与我们的国情是不一样的。它的不一样反映在这样的革命歌曲,在我国是禁歌;而在中国则是到处响起的激情歌曲。
为什么在1980年还是流行这类革命红歌?原来在1976年逮捕了“四人帮”及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处在过渡时期的中国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文革”的影子;特别是在那个阶段中国尚处在“两个凡是”的斗争阶段,没有人敢于停止颂赞毛主席。所谓的“两个凡是”是“华国锋主席打倒“四人帮”后所坚持的路线”(凡是毛泽东的决策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要遵守)。
即使邓小平已在1978年复出,也在较后打倒了“两个凡是”派,但一时之间尚不能消除文革留下的烙印。
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路线尚未能顺利开展,而且基建也准备不足,以致“改革开放”初期带来混乱与弊病衍生,很多人假借“摸着石头过河”之名,利用改革开放的旗号饱中私囊。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官场已有人公私不分了。
但我在那一年进入广州的时候,除了看到中国人民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大不相同外,也对一些奇特的现象感到费解。
第一个现象是中国人民穿着甚为朴素,不论是衣服或裤子/裙子,颜色只分黑、灰、蓝、绿色等,女生一般结成两条辫子。更让我不解的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排队拿粮食?
原来这是中国的制度,在1953年先由北京发行“面粉购买证”后,就出现各种各样的粮票,分发给老百姓,按时向指定的“商店”领取粮食。粮票共分四种,即全国粮票、军用粮票、地方粮票和划拨粮票。
及后粮票成了中国老百姓有价值的票券,可以换取粮食,相等于“钞票”。在文化大革命时(1966-1976)特别流行。因此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1993年才全面废止。初时人们还没有察觉到它日后的“价值”,也没有收藏。到了千禧年后,“粮票”成了被收藏的对象,价格被炒高到不清不楚,也已成了“古董珍藏品”了。
第二个现象是我们这些“外国人”得向银行购买“外汇券”。这种外汇券不是“钞票”,被称为Certificate,但在中国与人民币等值;甚至有些时候,外汇券还值钱过人民币。有些商店或百姓就宁可用多过30%兑换外汇券(即13角人民币换1元外汇券),因为他们可以到较高级的地方(比如友谊商店)用外汇券买限制品。
随着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其经济的好转,中国政府在1995年停止外汇券的使用。这意味着不论是中国人或外国人都使用人民币交易。也由于外汇券停用,它也在后来成为被炒高的珍藏品。比如本来400元的外汇券,如今已卖到8000元人民币,真是始料未及。
第三个现象就是脚车多到数不清,堪称脚车王国也不为过。我第一次看到清晨上班时分,有络绎不绝的脚车不断滚动,蔚成奇景。这种川流不息的“车龙”也真是第一次领教。
脚踏车发明于200年前,由德国人德莱斯发明了两个木轮的自行车(1817年),而在1875年首次传入中国。换句话说,在清朝时,脚车已成为一种“昂贵”的交通工具。
1911年辛亥革命后,脚踏车或单车已更见普及,例如在1928年,南京有自行车590辆;1936年增至8944辆。上海发展得更快,1925年有9800辆;193329500辆。在1948年解放前夕,已达到23万辆。
由此可见,在解放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也只能用脚踏车代步。
 从记录中我获悉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国共有5亿人骑脚踏车上下班和上下学乃至当成重要的交通工具。
既然“人手一车”,中国也就发展成为脚车王国,使用的人数居世界之冠。
也难怪自1980年后,我几乎每年都到中国数次经商,对脚踏车见多不怪,也认为是正常的现象。
然而时代总是要改变的。当中国迈入千禧年后,代之而起的是摩托车和汽车。
当汽车(不论公共或私人的)充斥整个城市时,脚踏车已越来越少,因为“阻碍”交通顺畅,也对骑士构成危险。后来也连摩托车禁止在大城市出现。
时至今日,中国也已经有能力输出国产车,这种一日千里的发展不过30年(1980-2010)的光景,中国已是彻底的改头换面。
但令人惊讶的是,脚踏车“绝迹”(在2009年统计,北京居民使用脚踏车已不足20%),已近20年后,又在近年(2014年)脚车再崛起成为新一代的“交通宠物”。
今天中国各大城市兴起的脚车行业已一改过去的破旧形象,而是由有眼光的年轻人创业投资,例如摩拜单车,有GPS智能锁,已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及南京等,32个城市(也已发展到新加坡)投放365万辆。这种提供脚车共享的方便也使到这家公司已拥有超过1000万名用户(使用者要交押金299人民币)。另外一间共享单车是OFO公司,它也在中国各大城市投资,并且走向美国、英国和新加坡,总共投放350万辆,用户也超过1000万名(押金是99元人民币)。
 预料不久后有更多的公司会朝此行业进军,因为2016年,共享单车的整体用户已达1886万名,而今年肯定会增加到5千万名用户。
在世界大力提倡环保,减少放射碳化气的时代,脚车的复兴是必然的,这种返璞归真的新常态,摩拜的总裁胡玮炜这样说:“一个城市如果适合自行车骑行的话,它的幸福指数一定非常高。它首先要有自行车道,而后有绿树”。
显然人人都向往这样的回归大自然的城市生活。

刊登于2017年5月25日《东方日报》

22.5.17

大马政坛一甲子的嬗变(下)60年后又见巫统巨头在斗争

马来西亚在转入千禧年前夕,突然平地一声雷,爆发了马哈迪与安华之间的尖锐和不可妥协的斗争。
事缘在1997年吹袭亚洲金融风暴之前,恰好是马哈迪在渡长假,而由安华出任代首相(19975月至7月)。由于经济危机突然于7月间爆发,也是身兼财政部长的安华穷于应付,导致我国马币被外来投机商狙击,与美元兑换率节节败退,一发不可收拾,一度从1美元兑2.50马币到1美元兑近5令吉,整个市场为之惊慌失措。
此时马哈迪已接获乌米哈达菲(阿兹敏之妹)的告密信,指责安华涉及不正当性行为(不过当时马哈迪仍不动声色)。
到了19986月,在巫统大会上已见马哈迪和安华的关系呈现紧张。91日,马哈迪宣布实施货币管制政策,规定1美元兑3.80令吉,过去兑2.50令吉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更令人震惊的是,马哈迪在92日革除安华所有官职(副首相兼财长),并在93日通过巫统理事会开除安华党籍。
这一下子,不甘被罢黜的安华开展了巡回运动,掀起政治浪潮。后来被人称之为“烈火莫熄”(Reformasi)。
因为示威运动排山倒海而来,安华在1998920日被扣捕后就不再获得保释,直到判案罪成入狱6年(1999416日下判)。间中安华有上诉,终于在20048月获得释放。前后算来,安华被隔绝有5年之久才重见天日。但在斗争的过程中,安华早在19994月就由其夫人旺阿兹莎宣布成立“国民公正党”。但在他出狱后,他发现整个时局起了大变化,一边是他在1999年的大选扶起了伊斯兰党,不但国会议员达27名的破纪录,还拿回登嘉楼州政权和保住吉兰丹州政权。然而坐大的伊党不承认也不接受是安华造就了伊党,反而认为走上宗教路线是对的。而另一边则逼巫统加速回教化,更逼走行动党(在2001年离开反对党“替代阵线”)。
可是自大的伊党终于在2004年的大选跌得很重,只剩下7个国席,登嘉楼州政权也送回巫统;而公正党更可怜只保住一个国席,行动党维持在12席。
这一年的大选是阿都拉接棒后的初试啼声,果然不同凡响,把反对党打得七零八落,国阵在222个国席中夺得199席,反对党只占20席。
大选后国阵踌躇满志,也就放松警惕;尤其是反对党在四分五裂下,已绝对不是国阵对手,这也给了安华一个机会全面走动,拉拢反对党重新团结,否则是“死路一条”。
犹记得2008年大选前,当时有传媒问首相阿都拉有没有担心安华的威胁?阿都拉反而以调侃的口气问记者:安华是谁?
这说明了阿都拉已不把安华当成一回事,反而相信国阵会继续取得辉煌的战绩。
在毫不防备下,阿都拉选了他的幸运号码也在2008年的3月举行大选(与2004年的3月同一月份,但不是巧合,而是刻意的安排)。
讵料安华在退而求其次的战略下,只求反对党单挑国阵候选人,无须结盟(在1999年建立起来的“替代阵线”已在2004年宣告消亡)。结果也正如安华所料,反对党不但攻下五州城池,而且国会议员也激增至82席,已不再与执政党有悬殊的比例。
既然“天降大任”,安华也就以最快的速度再将三党团结起来,组成“人民联盟”(民联)。在这三党之中,彼此势力不相仲伯。即使已扶持一个共主(安华),日久便会有了离心的迹象。
安华最担心的就是他多年经营的成果如果不乘胜追击,一举拿下中央执政权,恐怕会夜长梦多,后患无穷。为此安华设置了一个桥段,那就是向东马投石问路,他相信可以劝服东马的政党与他联手,在当年的916日(马来西亚成立日)来一个惊天动地的变天。于是“916的变天论”成为当时最热门的口号。可惜安华功败垂成,他所要安排的格局无法落实(希望在西马争取到10名国阵议员倒戈,而在东马则拉到20名议员加入民联,只要达到112席,也就是222席中的刚好过半,可以执政)。
当然这是安华的如意算盘,他也相信只要能变天就会有更多的议员向他“涌来”。为了完成变天大计,安华几乎天天唱,日日讲“916变天论”。
国阵方面也煞有其事将东马国会议员送往台湾“度假”,让安华的变天说成为空谈。也因此成为引火自身的导火线,包括安华再度因鸡奸案再被控上庭,又是被判监5年(2012年下判)。这就是为什么安华要独唱“916变天”的高调理由。
由于阿都拉在2008年大选领军不力,使国阵首次蒙受惨重损失(失掉5州政权),导致马哈迪向阿都拉发难,要他辞职谢罪,并极力推荐由纳吉接班。
在舆论的压力和巫统内部的运动下,阿都拉最后同意在20094月下野,让纳吉接棒。
但万万没有想到,纳吉在2013年的领军又被视为成绩差强人意,国会议员剩下133席(原本140席);而反对党却增加到89席(原本82席)。
以这样的政绩来表示国阵依然强大(牢控中央,也已先后夺回吡叻和吉打州政权);尤其导致马哈迪大失所望,他认为纳吉的表现比阿都拉差,因而开始抨击对方。及后又爆发一马事件,更是火上加油,越来越多的指责也把矛头对向纳吉了。
虽然马哈迪重施故技,再宣布退出巫统,且要求纳吉下台。但纳吉不接受马哈迪的压力,反而弹了回去。这一来一往的“刀光剑影”的后果是师徒俩人翻脸。马哈迪更进一步成立了“土著团结党”,这个纯马来人的政党是对准巫统而来,也是巫统成立以来的又一次大挑战。最令人意料之外的是,马哈迪竟然与安华一笑泯恩仇,让人惊愕之余又不知如何理解?
即便反对党已重新结盟(希望联盟),但伊党也决定与公正党断交,又不与土团党合作,使到政局时时刻刻存在着变数。
虽然有人认为伊党将在三角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结果是伊党两头不到岸,它可能会成为新大选的牺牲者。整整60年了,我们的政治还是在旧圈子里转来转去,真是始料未及。

刊登于2017年5月22日《光华日报》

18.5.17

法国又再向左转?(直挂云帆)

法国总统选举(57日进行第二轮投票)终于尘埃落定,由39岁的前进党候选人马克龙以66.1%的得票率击败极右翼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获得33.9%的选票)是拿破仑称帝以来最年轻的总统(拿破仑是在1804年称帝,时年35岁)。
虽然马克龙被认为是前总统奥朗德的政治宠儿,在2012年起先被委为政府副秘书长,后是经济部长,但他已不属于奥朗德的社会党党员,因为他发现社会党已承担不起改革的重任,而且选民也对“两党制”(社会党与共和党轮流执政)感到厌倦,促使他另寻出路。他的选择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
因为社会党也被奥朗德的施政所拖累,在民调中偏低,也就影响其候选人阿蒙胜利的机会(马克龙退出社会党不争取成为候选人);同样的,原本有望取代社会党的共和党候选人菲永也因被丑闻缠身,失掉上台的机会。
当传统的政党(即使是轮流执政)表现出政绩不佳甚至是被唾弃的时候,选民就有另一种想法,这也是为什么这一届的总统选举有11人角逐高位,而偏偏是没有群众基础的小政党越级而上。例如马克龙的“前进党”成立不过一年;勒庞也只是在2012年才接任“国民阵线”的主席,他们两人打破了传统,以小刀锯大树的声势在首轮投票中排名第一和第二。
由于勒庞的极右翼形象不被看好可以成为法国的头号人物,选民也就把目光集中在马克龙的身上。为力争上游,马克龙抓住群众的心里,在群众大会上穿插娱乐节目,使场面轻松,不像勒庞把场面搞成抗议大会。
马克龙也被界内人士赞誉为“政治神童”,头脑灵活,很有创意,其政治资本因之被累积起来。
这位政坛新秀自称是“毛派”,也多次强调与中国搞得关系的重要性,他更认为若毛泽东的建议是能奏效的方案,就是好方案。
虽然他曾提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并希望法国也能来一场文化洗礼。由于其语焉不详,我们一时还不知道他要把法国带向哪里?吊诡的是,法国的总统选举却被英国报章形容为“新的法国大革命”(每日邮报),似乎法国会再爆发“革命”。其实不然,马克龙所要的是改革,不是革命。它支持欧盟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如果翻阅法国的历史,这个国家倒是革命的发源地。当马克思(1818-1883)还没有出世的时候,法国就爆发了世界上第一场的大革命(1789-1799)。它的起因是因为在封建王朝统治下,法国面临经济破产,粮食短缺,失业浪潮高涨,导致178812月成千上万的农民涌进巴黎,迫使路易十六皇帝下令进行三级议会的代表(17892月)成为“众议院代表”,后来改称为“国民议会”。
17898月革命党人宣告“旧制度的死亡”,而宣称“新制度的诞生”,并通过《人权宣言》。国王路易十六被逼离开凡尔赛来到巴黎。到了10月,国王基本上已成了“革命之囚”,国民议会趁势在1790年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也是在1790年,各地代表齐聚巴黎,纪念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在会上所有议员和国王都宣誓效忠于国民和法律。
1792年,国民大会宣布法国为共和国,史称“法国第一共和国”。翌年即1793年,国民议会投票(387票对334票)通过宣判国王路易十六死刑。一周后上了断头台(1793121日)。
接着国民议会通过建立革命军、改组革命法庭,雅各宾派开始其恐怖统治。1795年,热月党人推翻雅各宾派,掌控政权。但它的白色恐怖施政也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此时身为军人的拿破仑在1796年被督政府(热月党)派去远征意大利取得重大胜利,造就军人的抬头。
随着督政府不得人心下,拿破仑于1799年发动政变,结束督政府统治开启了拿破仑的时代。
1804年,在民意机构倡导下,经“公平民投票赞成”将法国改成帝制,即拿破仑一世皇帝。由于不甘只统治法国一角,拿破仑在欧洲东征西伐,企图独霸欧洲。
意想不到的是,当拿破仑已拿下欧洲时,只有英国不肯屈服。拿破仑乃下令抵制英货,英方又用海军封锁大陆,造成欧陆与外界的交通被切断。其后果是大陆商业萧条,人民生计困难,转而痛恨拿破仑好大喜功,殃及民生。
与此同时,欧洲各国也不甘被统治起而反抗,这包括西班牙、俄国等国,再加上英军也支援西班打内战,绊住法军不易调动。到了1812年,为求一举成功,拿破仑率60万大军攻打俄罗斯,因缺粮和天气严寒,法军死伤无数。
1814年,英、俄、爱、奥又组成联盟攻入法国,拿破仑只得签城下盟。最终(1815年)拿破仑又遭滑铁卢之役,兵败被俘,放逐于圣赫勒拿岛,抑郁而终(1769-1821,时年52岁)。法王路易十八又重掌法国。
1848年,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问世,欧洲掀起革命浪潮。随后第二共和国建立。1852年,拿破仑侄子(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三世)又再称帝,建立第二帝国。
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失败,拿破仑三世黯然下台。翌年,一支无产阶级队伍起义,建立共和政权(史称第三共和),是为“巴黎公社”,但“巴黎公社”只短暂存在两个多月(1871328-1871528日)就消失了,代而起之的是温和派共和党。可是巴黎公社却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不灭的烙印。后来因为法国在1905年落实政教分离,促使法国向外扩展殖民地,如越南、阿尔及利亚等(法国人口有6600万人,其中51%是天主教徒,31%是没宗教信仰者)。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时,一个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诞生了,那就是列宁领导的苏联(1917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势力退减,在越南的殖民民较后转移给美国,也不得不让阿尔及利亚独立。
1958年,戴高乐从中崛起,成立第五共和国。虽然他与毛泽东惺惺相惜,可惜无缘见面,反倒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在1968年波及法国,也结束了戴高乐的政治生涯。
今天的法国又将会有新的变化吗?马克龙会从拿破仑和戴高乐身上找到改革的灵感吗?与此同时,人们现在的焦点又是放在大他24岁的妻子布丽吉特身上,世界倒想看看这位奇异的第一夫人能为政局带来什么样的震撼?

刊登于2017年5月18日《东方日报》

15.5.17

大马政坛一甲子的嬗变(中)“513”彻底改变国情

马来西亚的政局进入70年代几乎已被改头换面,没有改变而变得更强的是巫统。
在分析70年代的政治转变时,我们有必要先回顾在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196589日)后,刚成立不到两年的马来西亚究竟发生什么变化?其一是标榜社会主义的劳工党在1968年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不再参加1969年的大选,且在68年动员其议员同志纷纷呈辞(包括国会议员、州议员及地方议员)。
吊诡的是,一向与它站在一起的人民党也在1966年与劳工党决裂,宣布“社阵”(社会主义阵线)解散。
其二,1966年印尼发生政变与反政变悲剧后,苏卡诺大权旁落,崛起的苏哈多大开杀戒,铲除印共分子,也连带发生排华运动。
这一年马印对抗结束,苏卡诺的“粉碎马来西亚”运动失败。
翌年(1967年)印尼宣布与中国断交。
其三,因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导致另行注册“民主行动党”(1966年),使之马来西亚化。
其四,由林苍祐及陈志勤发起的“人民政治运动”(民政党)在1968年成立。林苍祐也借此宣布解散其“民主联合党”。
其五,虽然劳工党仍然存在,但绝大部分中委已被扣留,党务无从开展(结果在1972年被吊销注册)。
1966年后,由学者卡森阿末领导的人民党(取代布斯达曼的地位)设有“响应”劳工党的杯葛大选,反而连同人民进步党与行动党和民政党“达成口头协议”,在较多选区单挑联盟。当时的伊斯兰党(前称回教党)并未与反对党“结盟”,而是自行上路。
出乎意料之外的是1969年的大选竟是一场“政治地震”,执政的联盟在西马只保住66席,加上东马的29席,凑成95席继续执政。反对党似乎异军突起,第一次拥有49个国席。
不过联盟失掉槟政权予民政,在雪州和吡州又未能赢得超过半数席位,一时之间也组不成州政府。在人心浮动下,吉隆坡不幸爆发“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国会民主暂时终止(1971年才重开)。
513”(1969513日)之后,国家权力转入敦拉萨手中,他一方面提出“新经济政策”(1970年)及国家原则,而其本身也在19709月取代卸职的东姑而成为第二任首相。
敦拉萨全面地做出了改变。在经济上,推出“新经济政策”,而在后来(80年代)国人变成土著与非土著之分(土著除了马来人外,也包括东马的原住民)。在政治上收编反对党,计有伊斯兰党、民政党、人民进步党和砂拉越的人民联合党组成联合政府;更在1974年将联盟改成“国阵”(国民阵线)。
在外交上,马来西亚废弃100%亲西方政策,转而提倡和鼓励化东南亚为中立、无核的自由贸易地带;更令人惊讶和振奋的是,在马共仍与政府纠缠不清时,敦拉萨竟然率先东盟国家与中国建交(1974年)。讽刺的是,印尼在1967年与中国断交,马来西亚却选择与中国建交。这一改变终于使到马来西亚的华人转而支持执政党。
不过,在教育和文化政策上,政府的国语化课本与教学使到华人家长转向华小,因为原来的英文小学已改成马来小学(或国民小学)。虽然政府有保留国民型华文小学,但因经费问题,不少华小年久失修,学生也逐年减少。同时在塑造国家文化方面华文得靠边站。
整体来说,70年代以后的马来西亚是在改变中取得进步,也衍生复杂问题。其中最为显著的是联盟不复存在,改用国阵取而代之,成员由3个政党扩大到9个政党。这样一来,马华面对民政、进步党乃至人联党在国阵内相互争夺主导权。对巫统来说,它永远是赢家,而且主导了国阵的走向和国家的命运。
另一方面,1979年因为伊朗宗教革命的成功,推翻了巴列维家族帝王制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宗教革命成功的例子,进而在80年代刺激和鼓动逊尼派人士纷纷整合起来,成立各种组织,而向伊朗看齐。经过潜移默化后,在90年代又出现了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分。比如伊斯兰党推动的回教刑法就宣称法不及非穆斯林,非穆斯林还担心什么呢?这种将国民用宗教来区分和用种族来区分的称呼实在有再改变的必要。同是马来西亚人,为什么要分这个和那个呢?
老实说,自从国阵成为执政党后,它就没有遇到对手,而且是每选必胜。从1974年到1999年的整整六次大选,都是国阵一枝独秀。反对党虽有新的收获,但尚不能动摇国阵的政权。例如在70年代后出现的政党也无法扩大反对党的影响力。
(一)从民政党分裂出来的社会正义党(1971年),参加1974年大选只赢得11州席。在1978年派陈胜尧上阵,也无法守住峇都区。
陈志勤的一生也就在民政党的荣耀中分享成功的喜悦,但在后来又陪着“社正党”走向悲剧。
(二)在1978,由民主行动党分裂出来的“社会民主党”。先是由叶锦源领导,后是由范俊登领导。但不论是参加1978年的大选,或是1982年乃至1986年的大选都是无功而返的,最后是无疾而终。
最为重大的转折是1990年的大选。这一年大选由东姑拉沙里领导的46精神党,在与伊斯兰党及行动党分别结盟后,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国阵全面挑战。
这个政党的出现是因为东姑拉沙里在1987年参加巫统党选不敌马哈迪,也就被迫离开巫统另组新党。他的目的是既然党选斗不过,不如通过大选让人民做出改变。可惜天不从人愿,46精神党的夺权大计失败了,东姑拉沙里被逼在1996年吃回头草,率46党重归巫统怀抱。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敦拉萨之后的胡先翁,基本上其政策是萧规曹随的,唯有来到马哈迪后,他几乎把敌手一一压下而成为国阵不败的领导人。这一段历史前后历时30年之久(1970-2000)。
来到千禧年后,马来西亚政局又为一变。这一变也让我们看到今天的马来西亚,其政治斗争较之历届有过之而无不及。

刊登于2017年5月15日《光华日报》

11.5.17

从布哈鲁丁到哈迪阿旺 —伊斯兰党由左转右 (直挂云帆)

伊斯兰党终于一改常态,拒绝与主要的反对党合作,只维持它与国民团结党的松弛合作。这意味着已有66年历史(1951-2017)的伊斯兰党不再相信联合阵线,更不接受统一阵线是必要的。从2015年与行动党断交到2017年又与公正党断交来看,它已经否定加入希望联盟的可能性。虽然这一动作引发巫统的拍掌叫好,也希望进行合作。但直到今天,没有人知道这两大政党将怎样的合作?重新加入国阵又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为什么走到今天,伊党要拒绝结盟?难道它有信心能有大作为(哈迪阿旺说希望卷起绿色海啸)。绿色是作为回教的象征,但没有迹象显示会发生海啸冲袭,(马来西亚似乎不需要像2011年在中东卷起的阿拉伯之春的运动)。
其实伊党之所以走到今天是与它的领导人的更迭息息相关的。
虽然很多人知道伊党(最早称为泛马回教党PMIP1972年改称回教党PAS,直到2010年正式改称伊斯兰党)是在19511124日从巫统分化出来的,但伊党是在北海成立的,而不是吉兰丹。根据刘镇东的研究,第五任首相阿都拉的祖父阿都拉法欣/依布拉欣(Abdullah Fahim/Ibrahim)受邀主持伊党成立大会,并在较后时与阿末弗哈山(Ahmad Fuad Hassan)竞选第一任主席。在当日阿都拉的父亲阿末巴达威(Ahmad Badawi)也有出席大会。这两父子均诞生于麦加,属阿拉伯裔。在1910年时举家迁居威省。
创党之初,它的党部就设在阿都拉家族的大本营—甲抛峇底(Kepala Batas)(1953-1955)。不过阿都拉并没有参加伊斯兰党,而是早已加入巫统。
另一方面,根据前伊党署理主席纳沙鲁丁(2000年在马尼拉研讨会上提呈报告)所说,原本是巫统宗教事务局顾问委员会主席的阿末弗哈山是伊党重要发起人,从一开始,伊党就是以古兰经及圣训为思想导向。
与此同时,学者John Funston所著的《马来西亚的马来政治》一书中透露,当年身为巫统宗教局主任的阿末弗哈山被委托起草党章。
由于宗教派的人物坚持自立门户,也就不参加巫统创党人拿督翁(也在同一年离开巫统另组新党)组成的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易名为国家党),但他表示支持拿督翁新党,反倒不靠向接掌巫统的东姑阿都拉曼。
50年代初期,党员可以拥有双重身份,直到1955年才禁止。也就是在这一年,伊党总部从甲抛峇底迁往吉隆坡。
虽然伊党有参加1955年举行的普选(局部选举),且还赢得1个席位(联盟则赢得51席,总数是52席),但它还不是一个具有强烈政治意识的政党,直到1956年阿末弗哈山卸职后才迎来一位充满干劲和组织能力强的布哈鲁丁(Dr. Burhanuddin Al-Helmy)出任主席,整个党才起了改头换面的革新。
布哈鲁丁是战后领导强大的马来国民党(1945年)的主席,他的思想左倾,认同印尼总统苏卡诺提出的“纳沙贡”理念(即民族主义、宗教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三结合)。
他所领导的马来国民党在1950年被英国查封,指它被马共渗透,并把布哈鲁丁送入监狱。
出狱后,布哈鲁丁与布斯达曼在1955年组织左翼的政党,即人民党。但因布哈鲁丁有更大的使命,也就转投入伊党,且向左翼兄弟承诺会带领伊党走上社会主义路线。
在这样的思维下,布哈鲁丁领导伊党参加1959年独立后的大选,结果赢得13个国会议席,也执政吉兰丹和登嘉楼。在此辉煌战绩下,伊党大本营移向吉兰丹,且把势力渗入登嘉楼、彭亨和吉打。
1964年大选,因为伊党也是反对马来西亚计划(1963916日成立),结果它与左翼的社阵在选举中蒙受挫折,因为选民不认同反对党太过亲近印尼的立场(伊党剩9席,社阵仅剩2席)。
败选后的伊党并没有消静下来,反而在翌年,布哈鲁丁被政府援引内安令逮捕了,其他左翼政党领袖也不可幸免,指责他们意图在巴基斯坦设流亡政府。
正当党陷入乱局时,原本取代布哈鲁丁的是被视为伊党闪耀之星的朱基菲里(Zulkiflee Mohammad)教授(署理主席)(两届国会议员),可惜他早在车祸中丧命(1964年),不然党魁非他莫属。他被公认为一位有思想和有学问的回教学者。
也就这样,来自吉兰丹的阿斯里(Asri bin Muda)(州务大臣)出任代主席。即使布哈鲁丁在1967年获释,但已失去战斗力,在1969年病逝。
阿斯里的接班也就成为定局,虽然这位读书不高且是自修的政治人物也曾担任过宗教司,但他的擅长在政治方面,且处处表现出其民族主义形象,与巫统大同小异,所以在1969年大选后,因“513”事件的爆发也促使反对党(包括伊党)被收编。阿斯里也因之出任中央土地矿物部长,另外一名内阁部长也给了伊党。
就在阿斯里带领伊党在1974年加入国阵后,他已放松警惕,也让伊党一些党员沉浸在物质生活中。例如1974年大选后,新任丹州的州务大臣纳西尔明显地亲巫统,引发伊党闹分裂和暴动,导致中央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的隔年(1978年),丹州举行闪电大选,巫统终把伊党拿下,阿斯里的负面领导也让他丧失党对他的支持。
1983年,伊党推出新主席尤索拉哇(来自槟城的商人,也即是现任诚信党国会议员的慕加希尤索拉哇的父亲)。尤索拉哇是创党党员之一(1951年),他的名声在1969年崛起。当年他在哥打士打南区击败马哈迪而轰动一时。由于过后伊党加入联合政府,尤索拉哇出任副部长,后出使阿富汗、土耳其及伊朗。
当他取代阿斯里成为党主席后,他力图扭转伊党的民族主义形象,使之较重视宗教形象。为此他引进了聂阿兹及哈迪阿旺入伊党;他更在党内创设长老会,本身出任第一任精神领袖,后来交给聂阿兹,直到1989年辞主席职(他在2000428日逝世),改由法兹诺(1989年)出任主席。这位与哈迪阿旺和聂阿兹同样毕业自埃及的阿扎哈大学的回教学者,随后结成铁三角,突出宗教路线。随着法兹诺逝世(2002年),粉墨登场的就是当今的主席哈迪阿旺,他的宗教路线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由此也说明和引证领袖的重要性,伊斯兰党也没有例外。

刊登于2017年5月11日《东方日报》

8.5.17

大马政坛一甲子的嬗变(上)独立前后的政治转型

马来西亚已经建国60周年了(1957-2017),在这一甲子当中,马来西亚的政党也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如果我们将这些政党胪列在一起并加以评析其中的跌宕起伏,也是有其历史和现实意义的。
不过我们还得从独立前说起,因为在上世纪的卅年代,当世界面对经济大萧条冲击时,马来亚已出现了第一个革命政党,被称为马来亚共产党(1930-1989)。吊诡的是,它不是由马来亚人主持成立的,而是来自越南的胡志明(当时的名字是阮爱国)。这个左翼政党是在共产国际推动下成立的;更在日本侵略马新时(1941-1945)组成抗日军,并与英国联手抗拒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暴行。
较马共迟些成立的是一个属于左翼的急进组织,称之为马来青年组织(KMM)(1939年)。在成立后它是第一个马来政团投入政治斗争,其领导人之一阿末布斯达曼,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它已完全终止活动。
在战后(1945年),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纷纷出现新的政党,例如194510月在吡叻成立的“马来国民党”(PKMM)具有左翼思想,倾向印尼执政的国民党,领导人有布哈鲁丁(后来成为伊斯兰党主席)作家依萨(后来成为劳工党主席)及阿末布斯达曼(后来成立人民党)。他们在紧急状态时(1948)被逮捕下狱,继之在1950年马来国民党被英政府查封,指责它受共党渗透。
两个月后,“马来亚民主同盟”,在一批开明及左翼人士造势下于194512月在新加坡成立。由于它的立场明显左倾,也就在1948年紧急状态时被劝谕自我收盘(当时林建材及马共的余柱业也在其中)。
就在“马来国民党”和“马来亚民主同盟”处在风雨飘摇时,英政府在19486月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且将马共列为非法组织。
当左翼政团遭受打击时,另一方面浮现了右翼政团准备取代了左翼政党的地位。这些政党计有巫统(1946年)、印度国大党(1946年)及马华公会(1949年);脱离巫统另立的伊斯兰党(1951年);拿督翁脱离巫统成立的“马来亚独立党”,还有林苍祐主导的“急进党”(1951年);由费边社会主义者成立的“劳工党”(1951年)、辛尼华沙甘成立的“人民进步党”(1953年)和阿末布斯达曼成立的人民党(1955年)。
这些认同宪制斗争的政党在50年代相继涌现,除了赶在1955年得以参加独立前的普选和市议会的选举外,也希望取得一席之位。
为此这些政党开始结盟,以壮大力量。其中最明显的是巫统、马华及国大党组成的“联盟”,用一个团队面对来势汹汹的国家党(1954年将马来亚独立党正名)。结果事实证明,团结才有力量。联盟在52席中赢得51席,1席归伊党,没有结盟的国家党全军覆没。
正由于马来亚联合邦在1957831日诞生,也促成反对党意识到若不结盟,将无法与执政的联盟抗衡。于是由劳工党与人民党组成的“社阵”(社会主义阵线)也在独立日成立。
虽然1959年的大选反对党方面的团结远不如联盟,但至少有了协调与谅解,包括伊党暗中与社阵合作,不明显地出现两个阵线在斗争。
正因为1959年的大选,以联盟占优势,也就再归联盟执政。反对党则看到如果它们不加强合作外,它们将不可能威胁到联盟的政权。
可是转入60年代,马来亚已变成马来西亚,在某种程度上令人眼花缭乱,但实际上是几个政党在斗争。
最明显的分歧就表现在对马来西亚成立的立场,左翼阵线是全力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结果导致了政党间分裂,而马来西亚也在1963916日成立。当1964年大选时,社阵仍高举反大马立场,也吸纳一个新政党(由巫统分裂出来的,由农长阿都亚兹所领导的国民议会党)。因为社阵在当时被认为靠向印尼,也就影响选民投票的抉择。结果联盟取得大胜,社阵黯然失色。
此时与社阵立场有不同的政党是来自新加坡,由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林苍祐成立的“民主联合党”,及“人民进步党”也因为时局不安,无法有所突破,联盟反倒一枝独秀。
就在1964年的大选过后,马来西亚的政局有了一个明显的转变,举其荧荧大件的有:
1196589日,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这样一来,李光耀在1965年成立的“团总”也折翼了。这些成员党有人民行动党、砂马华达党、人联党、民主联合党及人民进步党。
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民主行动党”取代了“人民行动党”(1966年)。
21966年社阵因对“国语政策”发生立场冲突,结果劳工党与人民党宣 告社阵消失(国民议会党也因其党魁阿都亚兹被捕也告无疾而终)。
31967年,劳工党在槟城领导一场反旧币贬值的大罢市,逼使政府宣布银币同值使用。
这个时期因受中国文化大革命影响;尤其是劳工党全程投入街头斗争,也在1968年促请所有的国州市县议员辞职,更为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劳工党宣布全面抵制1969年的大选。
4)随着左翼政治真空有待填补下也就鼓励政界人士再起炉灶。比如陈志勤被劳党大批判后另组民政党,也拉拢林苍祐在一起,而瞄准时机的林苍祐让民主联合党消失,转用民政党招牌(1968年)。
1969年大选时,新组成的反对党取得初步的谅解,以君子协议的方式,单挑联盟候选人。讵料大选成绩冲击联盟中央执政权,连带丧失槟州执政权和雪吡政权不稳。三天后不幸爆发“513”种族流血冲突事件,马来西亚进入了一个乌云满布的年代。
1971年国会重开时,一系列的变化摆在眼前,上位的敦拉萨首相(1970年)开展大改革,推出“新经济政策”和国家原则,以提升马来人和土著的经济地位,国家也就化分为土著与非土著;近些年来,又分化成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种族和宗教课题随之被挑起。
70年代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政党政治又是人事一番新,从战后(1945年)到独立(1957年)和大马成立(1963年),再到马印对抗和513悲剧的整整四分之一世纪(25年),国家政治有了巨大的改变。我们下一期再分析70年代以后的政治走向。

刊登于2017年5月8日《光华日报》

4.5.17

砂州华人政治地位的探讨 (直挂云帆)

虽然砂拉越首席部长阿邦佐哈里在上任100天后,语重心长地认为“华裔应回到政治主流”。但这句话有些含糊,是不是指华人若未再全力支持人联党,华人就会继续被边缘化?
简单地说,由于人联党议席越来越少,所以连副首席部长也不见了,华人在政治上也就成为非主流派。
为什么会这样呢?且翻开历史看一看。在马来西亚共有13个州,各州有不同的特征和传统。因此无法要求归纳一致。例如砂拉越的人口就与西马的各州有所不同。在260万名的人口中,有30%是伊班人(内中包括达雅人)、马来人有24.4%、华人有24.2%、比达友人8.4%、马兰诺人6.7%、乌鲁人5.4%(其中的比达友人、马兰诺人及乌鲁人已皈依回教的大有人在)及印度人0.3%,总计有40个种族(在1963年加入马来西亚时,其人口只有70余万名)。
在这些种族中,起最大作用的是当地的伊班人,下来才是华人。但自从中央将东马的土生种族列为土著后,又以穆斯林的身份让土著也享有“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后,马来西亚也就发展成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分;土著与非土著之分。因此也在后来成为政党分化和种族分隔的导因之一。
因此要了解砂拉越的政局有需要对二战后的政局演变作个回顾。
砂拉越虽然在战后的1950年,有一批左翼青年先后组成了“进步华侨青年会”(1950年)和“砂拉越解放同盟”(1953年)。它们的目标是争取独立,与马新的“抗英同盟”秘密合作。
另一方面,砂盟的活动也孕育了一个新政党的出现。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人民联合党”(SUPP)在1959618日获得正式注册。
人联党就这样成为华校生左翼运动的一个平台(公开阵线的基地),认同宪制斗争,但在1961年时开始反对马来西亚计划的成立,并与其他邦(马来亚、新加坡和汶莱)的社会主义政党向英殖民政府和当地的政府施压,一时获得印尼总统苏卡诺的附和,演变成区域性的“反马来西亚运动”。
虽然如此,马来西亚还是按照英国的议程在1963916日正式成立(原本定在831日,因联合国调查报告未出炉,不便提早成立)。
就在砂拉越第一个政党(人联党)出现后,在翌年(1960年)才有第二个政党的成立,取名“国家统一党”,初时走多元路线(与人联党一样走多元路线),但不久后分裂,其党中的华人另组砂华公会,达雅族人在第三省那逸县长指导下成立了“保守党”。
与此同时,也是在60年代出现的两个政党是非提不可的,其一是大多数属于达雅族人组成的国民党(SNAP)(1961年)(也有少数华人参加)。
其二是由马来人组成的砂国民阵线(1961年)(在当时国阵尚未诞生,因此这个政党在后来变成土著党,有马来人及马兰努斯人参加)。由于一些政党具有种族性背景,西马的中央政府(联盟执政)也就促成“亲马来西亚”(支持马来西亚成立)的政党在砂拉越组成“联盟”,与反大马的人联党对峙。
1963年砂左翼统战在人联党内的骨干因不堪被逮捕,开展走进森林从事游击战争(称之为砂共),印尼也加紧了与马来西亚的对抗(它形容马来西亚是新殖民地产物)。
在当时参与联盟的成员党有国民党、保守党、土著阵线及砂华公会,其中国民党拥有最多席,由其党魁加隆宁甘出任砂首席部长。因为他是伊班人(最大的种族)也就顺理成章领导砂州政府。
加隆宁甘不愿意全听中央指挥,也就对中央要求加速本土化公务员的建议搁置一旁,宁甘不认同急于寻求改变,因这对砂州是不利的。结果东姑首相认为宁甘是联盟的首席部长,必须听命于联盟中央。在不服下,东姑撤其官职,另委达威斯里成为新首长(他是保守党的党魁,也是伊班人)。
本来在1969年的大选砂州也一起举行,后因发生“513”种族冲突流血事件,砂州选举中止,直到197075日另举行砂州选举。
这次选举事先已安排好,由中央招安人联党,邀请它加入联合政府,共享政权。在事先未公布下,人联党领袖与敦拉萨密谈。这就是说,选举的结果不会发生“背叛”事件,必按原定的计划组成政府。结果是人联党12席、土著党12席、保守党8席及砂华3席,总共35席组成联合政府。
人联党加入联合政府后就有下列大件事发生了:
11973年,促成土著党与保守党合并成土保党,这两个代表马来人和伊班人及少数种族的政党至今是最强大的政党,形同西马的巫统。
21973年,砂共(第一批)与政府和解,走出森林。共产党活动相对减少,华教学潮也平静了,换来的是不少人联党员(不论左右翼,都似乎沉浸在欢乐声中)(1990年第二批砂共走出森林)。
3)人联党虽曾在70/80年代击退行动党的拦路,但千禧年后,其阵地已被蚕食,从有第一副首长到今天没有副首长。为什么呢?人联党有需要检讨其自满的心态。
4)而且这个党也首次闹分裂,分成人联党(中央)与黄顺舸领导的联民党。在双双都进入州内阁中等于分化了人联党的力量。
5)除了土保党固若金汤外(州议席占过半,国会议员也是砂州的过半数),其余成员党不是折翼就是下沉,造就了土保党的领导地位。人联党也就相形见绌了。因此华人是否能回到主流,要看土保党的态度了。
6)虽然在2015年的州选只是显示人联党有多少起色,但没有迹象表现出人联党已再站起来,或壮大起来。

如果阿邦佐哈里希望华人回到政治主流,应该是指在州内阁中有发言权和决策权,不能只要人联党赢回席位才可以回到主流。毕竟今天的人联党已不是70年代的意气风发,而是影响力大不如前的政党。除非是政府恢复人联党的副首长职,对华社一视同仁(种族和谐下也要拥有平等的权利),否则不易看到华人所期望的明天。
刊登于2017年5月4日《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