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17

华人政治地位之演变(中)从反大马到513悲剧

194821日《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生效后,也意味着一个新兴的国家有待成型。
因为这份协定(也就是后来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宪法的蓝本)有提及马来人的定义:信奉回教、奉行马来人的生活习俗及操马来语。而在这个定义下另有条款指明马来人拥有“特别地位”。若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就是凡是马来人可享有“特别地位”(这里没指特权地位),主要是针对经济的援助和提高马来人的生活水平。
由此可见,《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它决定了马来亚及所有人民的未来。
我曾在1999年大选后访问过中选国会议员的沙侬阿末(著名马来作家,伊斯兰党议员),所有马来人什么时候开始信奉回教,是否与生俱来?
他说他也不大清楚,但他肯定与1948年的《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条文有关。总之他说在他的记忆中,所有马来人都是回教徒。即便其他回教国也不硬性规定所有的人民必须是回教徒,但马来亚就是这么确定下来。
这意味着什么呢?倒是揭开了种族政治已成为一个导向。例如在1946年成立的巫统,就是与英国谈判而另立《马来亚联合邦协定》,以取代被废黜的《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
既然宪法中有为马来人下定义,而没有为其他种族下定义,也就不可避免地在日后衍生各式各样的问题。
比较严重和突出的是,英国在1948620日在马新实施紧急法令,并宣布马共为非法组织。
这主要是中国共产党解放中国在即,英国殖民地政府乃在马新“先下手为强”,先后将50万华人强制性地集中在新村,以“断绝”用粮食救济马共。华人在当年所蒙受的痛苦,罄竹难书。
其重要理由是英国担心毛泽东解放全中国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会发生“骨牌效应”,将整个东南亚赤化。
另一方面,狡诘的英国则在1950年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在马新则实施残酷的镇压,把华人当成“假想敌”。
英国的双面政策暴露了其虚伪性,原来是拿马新的华人来祭旗。
就这样,在1949年“马华公会”成立了,说是为了照顾50万水深火热的华人。在1946年印裔也在尼赫鲁鼓励下成立“印度国大党”(党名与尼赫鲁的政党一样)。虽然尼赫鲁有要求印度人归属当地政府而成为当地人,但情况并不明面。
同样的,华人对于归化成为马来亚公民也不热衷。不过政党政治转入50年代就更加普及化和种族化了。
先是在1951年有劳工党的成立,虽是标榜多元性,但仍归属于华社的其中一个政党;及至林苍祐成立的“急进党”(1951年),主要是参加1951年底举行的乔治市市议会选举。这个政党表面上是宣称多元性的,实则在华社寻求支持。
同样在1951年离开巫统的拿督翁创办了他的“马来亚独立党”(1954年用国家党取而代之)。这个党也招纳其他种族加入,但基本上可视为马来人的政党。至于伊斯兰党(回教党)更是摆明倾向马来社会,虽然也招收其他种族的回教徒,但是人数十分有限。
1955年阿末布斯达曼成立“人民党”,标榜左翼,也就很快与劳工党结成姐妹党,在1957年组成“社会主义阵线”(社阵)。
有必要带出的是,在1954年,新加坡的李光耀成立了“人民行动党”,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将左右派的精英收编。虽然是多元种族政党,但不能否认它是根植华社,靠华人起家的。
人民行动党在1963916日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就拥有合法地位在马来半岛开展政治活动。因此李光耀带领人民行动党参加1964年的马来西亚大选。虽然成绩差强人意(参加9席,只蒂凡那1人中选),但从群众大会的万头攒动也看到华人的热潮;尤其是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更是触动华人的内心。不过这样的标榜也触怒了马来社会。如果按照李光耀所说是对的,那么在独立时马来亚被称为“Persekutuan Tanah Melayu”(The Federation of Malaya)也就不具意义了。因此有马来舆论咬定李光耀的口号是具“种族主义”的,挑衅“马来人的主权”地位。
1965年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后,一个新的政党命名为“民主行动党”也就在1966年成立取代已退居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
李光耀退出马来西亚,是他终身的遗憾,但民主行动党显然沿着他的理念,也不断地灌输“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口号。
不得不提的是,在1963年时又有一个马来左翼政党出现,它就是脱离巫统的阿都亚兹(前农长)所领导的(此人是新加坡首任元首尤索夫的胞弟)。
不久之后,这个党加入社阵,形成三党大组合的社会主义阵线。
但不幸的,由于印尼的反马来西亚,也影响马新各地的左翼政党加入印尼总统苏卡诺的“反大马合唱团”。正因为人心浮动,在1964年的大选却让联盟“因祸得福”(印尼对抗下带来的风声鹤唳),取得辉煌的胜利(123席对反对党31席)。这种倾向也因种族主义的因素加入其中,因为华人担心左翼的华人政党受到印尼的影响而可能发生不利华人的施政,也就集中票数投向右翼的联盟;以致左翼社阵惨败;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也失败。这种结局是左翼思维受到种族主义干扰而无法甩掉种族政治幽灵的又一个明证。
当劳工党在1968年宣布杯葛来届大选后,其他走温和路线的政党也纷纷探出头来。例如民主行动党也与人民行动党一样,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旗帜,但绝对与社阵的社会主义有所不同。另外在1968年成立的民政党也是打着温和社会主义的口号,以争取一向以来支持社阵的选民。
在一方面,左翼阵营沿用街头斗争(响应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不再兴趣于议会斗争;而在另一方面,热衷议会斗争的政党参加角逐,如民主行动党、民政党、回教党、人民党均向联盟挑战。
1969年的大选又是一个政治分水岭。从中崛起的民政党、民主行动党、人民进步党及回教党震撼了联盟的政权。在形势不明朗下,终于在513日爆发种族冲突流血事件,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史称“513”事件。
当然最大的改变是民政执政了槟州,这是槟城的第一次变天,显示了华人的影响力。
在这之后,于1970年拜相的敦拉萨开展收编反对党的活动,并推出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如“新经济政策”、“国家原则”及将东马的土著也列为土著行列。
表面上看来,这个国家回到和谐的局面,实则是种族政治又找到新的土壤。

刊登于2017年6月19日《光华日报》

16.6.17

马克思引爆“青年地震”?(直挂云帆)

在民调中被看好英国的大选保守党会漂亮胜出而再度执政的结果是适得其反,保守党无法赢得超过半数议席,只得与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寻求联合执政,以便超过半数组成不是很稳固的政府。
这就是说,在英国国席中(共650席),保守党只赢得318席,未过半数(需要至少326席),因此有需要拉拢胜了10席的统一党共同执政,因为两党合起来的328议席已可以主政。在这方面,英女王也批准原任首相特丽莎·梅(Theresa Mary May)组内阁。
虽然特丽莎·梅(61岁)曾在卡梅伦内阁中担任内政部长(2010-2016)(1997年后才当选国会议员),在任期内从未发生恐袭事件,这是她引以为荣的“成就”。
未想在她于去年就任首相后,却在今年已先后发生三宗恐袭案件。第一宗发生在今年3月,伦敦突遭遇恐袭,酿440伤悲剧。
第二宗则发生在今年522日,曼彻斯特的演唱会场内发生恐袭事件,导致22人死及59人受伤。第三宗在10天后即63日,在伦敦市中心的伦敦桥和博罗市场发生爆炸案,造成7人死亡及40人受伤。在投票依然进行下(68日),特丽莎梅已被认为反恐不力,支持率也下降。
本来在特丽莎梅于4月宣布将举行闪电大选后,民调对保守党十分有利。例如在512日的民调,估计保守党和取得394席(超过半数而单独执政);而对手工党则会再一次受挫,只能剩下179席(原本在2015年大选中取下232席)。这意味着工党将会被保守党抛在后头,可能促成第三势力从中崛起(苏格兰民族党、自由民主党和民主统一党)。
特丽莎梅是在20166月当英国民众超过半数支持脱离欧盟后,导致支持留欧的原任首相卡麦伦辞职,经过党选被推为党魁,也就在7月就任新首相。为了强化她的退欧盟的谈判地位,她决意通过大选展示其后盾强硬,但结果是她打错了算盘。
大选的成绩如下:
政党
2015
2017
1)保守党
2)工党
3)苏格兰民族党
4)自由民主党
5)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
330
229
54
9
8
318
261
35
12
10

真是始料未及,英国议会又陷入悬峙的局面,如同在1974年时,那时保守党及工党赢得席位不相上下,但工党多出4席,也就改由工党执政。
又如同在2010年时,执政的工党与保守党的席位未过半数,最后因保守党寻得自由民主党的合作组成了联合政府,年轻的卡麦伦也就入主唐宁街10号(首相府)。
毫无悬念的,特丽莎梅也许在年内就失掉首相高位,改由外长鲍里斯·约翰逊取而代之(他也是支持脱欧的部长),命运与卡梅伦不相上下。
反过来,此时的工党政策和作风已表现出与昔日的不同。在2015年出任工党党魁的杰里夫·科尔宾(Jeremy Bernard Corbyn)就是一位争议性人物,他所表现出来的素质与特质又是与众不同。例如他衣着随意,是纯粹的素食者,不沾烟酒。
今年已经68岁的科尔宾(生于1949年)属于中产阶级。他没上过大学(不属于精英政治人物),但对社会主义执着。1973年开始从政,且在1983年当选国会议员。平时他骑着一辆红色自行车到国会辩论,因而被人调侃为“毛主席的自行车”。
当他在2015年有意角逐工党党魁时,党内反对声强烈,包括前首相布莱尔及布朗,指他是极端的社会主义者,会为党带来灾难,但最终他还是当选了。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科尔宾确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徒,虽然工党内明文规定不可提及马克思主义及为他歌功颂德,但科尔宾却一如既往地对马克思推崇备至。
当他在2015年领导工党参加大选时,有记者问他是否支持马克思的观点?他说“从本质上看他是一个有魅力的人物,他观察到了大量(规律),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他也说,他也十分欣赏委内瑞拉左翼总统查维斯(已故)。他认为应该照顾大多数人而不是一小撮人。
还有在20175月的大选期间,工党的影子内阁(财相)约翰·麦克唐纳参加BBC的政论节目时被问到:“你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麦克唐纳回答说不是,但他推崇《资本论》(这是马克思的经典之作)。
为此,科尔宾也毫不犹疑地挺麦克唐纳再次重申马克思是“伟大的经济思想家”。
另一方面,麦克唐纳曾示出《毛泽东语录》红宝书时,批评时任财长乔治·奥斯本的经贸政策,更甚者将毛语录丢给这位财长,要他“好好学习”。
当然科尔宾不是要把英国拉向共产主义,而是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观点是值得认识和学习的,可以让英国走社会主义路线。也因为这样,这次的大选连BBC电视台也搬出了马克思及其著作,还有他的阶级论。
虽然他被丑化为极端派人物,但他依然向左走,甚至在英共的报纸每周撰写专栏,也因此得到英共的支持。
根据分析,工党在今年5月初只有20万名党员,接着不断增加。临近投票时(6月份),已是高达50万人。有人形容这位朴素的左翼政治家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质,他勤于走入民间,而且向年青人招手,触及了年青人对政治的热情,踊跃投票。单单在5月份就有超过逾百万年青人登记成为选民,因而被舆论形容为“青年地震”(Youthquake),导致保守党失12席,而工党却增31席,形成悬峙议会。
虽然保守党与民主统一党已组成政府,但仍有大批群众疾呼她下台。工党的科尔宾也促特丽莎梅辞职。
就此而言,科尔宾不能说没有机会,也许他就是今日英国人所期待的未来“民间上帝”。

刊登于2017年6月15日《东方日报》

12.6.17

华人政治地位之演变(上)战后种族主义抬头

就在马华总会长廖中莱提出在华人多的城市委任华裔市长或副市长以便能更好地了解华人的感受,但华人的感受是什么呢?廖中莱在另外的访谈中这样说,华社与政府间存在着互不信任,因此政府有需要解除隔阂,并实施有利于当地民众的政策。
他也指出,2008年及2013年的大选结果,巫统很失望华人趋向支持反对党。
“我必须强调华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他们的支持可以改变国家的未来”。
他不相信(下届)大选会出现马来政治海啸,反而担心巫统会与伊斯兰党走在一起。他认为马华可以在国阵中扮演调和的角色而达致共识。
虽然廖中莱提出的两个课题是“独立性”的,但也有相关联的。
在这方面,我们注意到行动党柔佛州议员黄书琪先后通过文告及专栏批驳廖中莱。
她认为真正的问题是地方政府如何与纳税人接触,而非市长的种族。如果委任华裔市长仅是橡皮擦或装饰门面,华裔对地方政府的归属感和参与度不会改善。
她认为“与其委任(华裔)装门面,不如推动地方政府选举,那会更实际”。
与此同时,黄书琪提出质问,古晋南市、诗巫、美里都有华裔市长,人民是否因为拥有华裔市长而感到自豪?马华这种无厘头的建议,说穿了就是马华一贯“有人在朝好办事”的逻辑思维。
针对这两个课题,我们先从历史说起,才来探讨黄议员的论调。
马来亚乃至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但在政治上它一开始是以种族政治为走向。比如1945年成立的“马来国民党”,虽是标榜左翼,但以种族作为团结的对象。又如在1945年成立的“马来亚民主同盟”也是被标签以华人为主,但也走着社会主义路线。
因为种族政治开了头,我们无法也无力改变这个局面,直到今天仍然是以种族政治作为导向。
因为种族政治的存在,在战后(1945年)也在建国的道路上导致政制的条文也不可避免地出现种族性的字眼,例如在在战后的1946年,英国迫不及待地推出“马来亚联邦”宪制(Malayan Union)(新加坡被分割出去)看来势在必行。这套律法英国根本未向民间组织和政党商议,也就变成英国独断独行的“宪法”(其中并未表明马来亚是个独立国家,仍是英国的殖民地,可以逐步推行民主达至自治)。
在一方面,这套宪政没有实施马来人拥有特别地位的条文,也未给予各州苏丹应有的尊重,以致引发马来人大抗议。在拿督翁领导下一个命名为巫统(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MNO)的政党在1946年成立起来,全面地攻击和反对Malayan Union,迫使英国放弃另行草拟新“宪法”。
其实华人对Malayan Union也不感兴趣,认为是“延长殖民地统治的花招”。换句话说,不论是马共或马来亚民主同盟乃至民间组织都不热衷自治下赋予的平等条文(没有特别地位)。这种对时局的不敏感和无法消化改变下的“良好未来”,也就丧失了大好时机(虽然努力争取保留Malayan Union宪制不一定会成功)。
在这段时间内,巫统忙于与英国商议“新宪法”,其中重要的条文包括:(1)新加坡被切割出来;(2)马来半岛11个州(包括槟城和马六甲)组成“马来亚联合邦”;3)各州苏丹保留他们的传统地位和对回教的领导;4)给马来人下定义:即信奉回教,使用马来人的习俗生活和操马来语;5)马来人享有特别地位;6)其他种族必须通过申请规划成为公民,除槟城和马六甲人自动成为公民外。
在消极方面,当这个草案在1947年公布时,华人哗然,强力地反对马来亚联合邦协定的不公。槟城华裔和英文教育者组成“抗议大会”,提议槟城不参加联合邦,宁可保持与新加坡一样的“殖民地地位”。这批组织后来斗到州立法议会,结果被英国与巫统议员(官委)否决了。这就是说,除了英国之外,没有人可以改变组合(新加坡被分割就是英国人一手操办的)。
在积极方面的是华团及民众与政党组成了“全马人民联合行动理事会”(AMCJA),以陈祯禄为主席及马来人联合阵线(PUTERA),号召全民在19471020日举行大罢市而取得成功。也不落人后地向英殖民政府提出“马来亚人民宪章草案”(1947年)试图通过罢工迫使英政府就范,但此时的英殖民政府眼见中共行将解放中国,也就加紧对付马新华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人民宪章草案中,它提出一个共认的字眼,即“马来由”(Malayu),凡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一概称为“马来由”公民。
它做出的解释是,有鉴于当地土著民族之历史地位称之为“马来由”而非“马来人”。而后者马来人(Malay)是英语,也是由“马来由”(Malayu马来语)演变而成者,职是之故,吾人决定采用“马来由”而放弃“马来人”之名称。
但宪章也言明要给马来人特别照顾,以提升他们的经济水平。
当时引发的争议是:“马来由”是指“马来人”,也就意味着华人放弃“中华民族”的身份。同时也有人说Malayu是马来文,Malay则是英文。如果沿用“马来由”似乎是忘了自身的民族特性。
对此,马来亚民主同盟秘书长(后来的马共领导人)余柱业的见解是值得重视的(1947年的专访)。
记者问:将中国人当为“马来由”会不好听吗?
余答:这是名称,好不好听是不要紧的,假使马来亚的政治良好,公民能够享受一切权利的话,与名称是没有关系的。
(其实)当时(解放前)的中国人的名称也不会好听,欧美国家的人民对中国人印象不好,甚至歧视中国人,结果有中国人在欧美时都假冒外国籍,这是中国政治腐败、国家衰弱的缘故。(若)马来亚成为强盛的国家,国际地位提高,马来亚人不会受歧视,则称为马来由人也是很好听的。
另一方面,华社领袖也有不认同改称“马来由”人的,甚至有人主张双重“国籍”。
正由于未能达成共识,“马来由”成为国民身份和象征的建议也随之泡汤
当然最主要的是英国不认同“人民宪章”的社会主义倾向,也就在194821日正式落实《马来亚联合邦协定》,掀开了马来亚历史的另一页。

刊登于2017年6月12日《光华日报》

8.6.17

华裔市长之争议 (直挂云帆)

马华总会长廖中莱于529日在沙登马华区会党庆的宴会上透露,他已向首相纳吉建议在华人多的城市不妨考虑委任华裔市长或副市长,例如吉隆坡、新山及怡保等。
因为传统和现实使然,一直到今天槟州仍由华裔担任首席部长(顺序是联盟王保尼、民政林苍祐、国阵许子根及民联林冠英),不同的政党却没有改变华人主导政局的传统。
此外在1957年独立时,槟城乔治市市议会已升格为市(195711日),也就选出马华的吴源和出任市议会主席(当时尚未通过修正法令,将市议会主席提升为市长)。
1958年,由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的社阵控制了市议会(全国的地方议会也在独立后全面举行市县议员选举),第一次出现反对党执政市议会,也选出南玛纳旦为乔治市市长(法令修改后,已称为市长)。1961年,社阵在15席中囊括14席,,改由劳工党的黄添寿出任市长,及后在1963年的选举中社阵仍拥有15席中的9席,继续执政乔治市市议会,劳工党改派出崔耀才出任市长(未想他成为末代市长)。
但不甘被拉下马的黄添寿于1965年在结合人民党的支持与联盟的支持下夺回市长职一个短时期。
1965年,中央政府宣布冻结所有地方选举,也就意味着由各州的州政府接管市议会和县议会的操作。
由于没有了选举,乔治市市议会的市长也就由首席部长兼任,从王保尼到林苍祐,直到1976年地方政府修正案出炉后,允许委任各级市县议员,也允许委任市县议会的主席或市长和合并地方议会。
也是在1976年,林苍祐将地方议会重组,即乔治市市议会和槟岛乡村议会合并成槟岛市政局;而威省的三个县议会(威北、威中和威南)合并成威省市议会。
在当时林苍祐委任了杜亚峇公务员出任槟岛市议会主席,而马来人担任威省市政局主席。
其后两地的市议会主席皆由马来人出任,也慢慢变成巫统控制的“政治官位”。直到1990年大选后,才又有了改变。这一年林苍祐不幸败选,而反对党(行动党)直逼执政党(14-19席,民政只剩7席,马华零席),林吉祥却无法改朝换代,执政权仍归国阵。
此时马哈迪嘱意由民政党推举首席部长,但民政开出的条件是也要由民政党人担任槟岛市议会主席。就这样许子根及陈锦华双双出任首席部长和市议会主席(虽尚未达格,但民间仍称他为“市长”)。
1996年,陈锦华卸职,改由丁福南(也兼州议员)出任,一直到1999年,市主席才又回到公务员担任。不再分巫统主威省,民政主槟岛了(因为自从1969年由民政主政后,马华就无法争到市长之位。廖中莱未提及乔治市市长职归华人担任,大概是有所避嫌)。
其实在当时,有一个争议是:市长是否应由政治人物担任,抑或是非政治人物担任?但了解市长的权力相当大之后也就“同意”可由政治人物出任,以便有关政变必须面对选民。就不知道为什么在1999年后,又将市主席交给州政府秘书兼任?也许许子根可以回答这个“疑团”?
未想2008年槟城变天后,新任首席部长林冠英不作出改变,市主席仍然由公务员担任,而且全属马来人(目前是女人当家)。
虽然行动党内有人失落,也希望回到民政时代,一位华人及一位马来人主政的局面。但在民间未形成一种压力,主要是华裔州议员够多,而且担任行政议员的也以华人为多,因此两地市主席(市长是不是华人)已不被认为存在着种族歧视了。
反之,行动党说它坚持的是民选市议员,却未能如愿以偿。就在这个时候,廖中莱提出重视华裔担任市长的重要性。
虽然他的建议不会被反对党所认同,但放眼全国上下,华裔市长也实在太少了,除了怡保曾有李莱生(橡胶大王)及刘维汉出任短期市长外(马华推荐),下来的市长概由马来人担任了。唯一独特的是在独立后,人民进步党控制怡保市议会,而由SP辛尼华沙甘出任市长,直到1974年在大选中被击败而郁郁不乐在同年逝世,结束了进步党的辉煌日子。
至于吉隆坡(在独立时已不再举行议会选举),因此市主席一向是政府委任,后来升格为市,也未由华裔出任市长。
新山不见得华人比马来人为多,也不可能会让出给华人当市长。既然没有前例,也就不可能会有破例。
有史可查的倒是在沙砂加入马来西亚后,沙巴的山打根从1995年起至今有下列华裔担任市长:梁晨光、艾德琳梁、杨文海及占士黄。罗思仁也意外地在1965年至1967年担任首席部长(因为沙统的州元首慕斯达化与卡达山的首席部长唐纳·史蒂芬斗争升级,结果后者被东姑调来中央出任沙巴事务部长。两年后沙巴州选,沙华的罗思仁被沙统“干掉”)。此后华人政治地位渐渐下沉。从此不再有华人的首席部长了。意料之外的是在去年沙巴的亚庇破例委任华人杨文海出任市长。
比较好的现象则在砂州,例如古晋南市、美里、诗巫及巴达旺都分别曾有田承凯(目前是曾召青(非党派人士)、赖权松(目前是俞小珊)、张泰卿及罗克强担任市长)。古晋北市及民都鲁市议会归州政府所管辖,未交由人联党推荐人选。
1970年,人联党加入联合政府,谋得一个副首席部长,但自从2006年的州选,人联党遭遇重挫后,华人也渐渐地失掉一些政治官位,甚至到今天连一个传统的副首席部长也保不住,反映出人联党的势力大不如前。
如果廖中莱要使他的建议有机会被重视,则马华就要使出浑身之术,强化本身的政治地位,否则一切要求都不容易落实。

刊登于2017年6月8日《东方日报》

5.6.17

“一带一路”面对的挑战 (现代春秋)

中国在5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由29个国家领导及代表和来自129个国家的1500名贵宾与盛,成为本世纪中国一大盛事。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主持开幕与发表主题演讲时,阐述了振兴陆上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并以历史为经,阐述了二千年前中国人已打通了通往西域、印度及阿拉伯的陆路。及后又在南方一带的广州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穿越南中国海、马六甲海峡乃至印度洋和另朝向日本与韩国的太平洋。
这样的一段典故竟也被习近平挖掘而成为当今世界的热门课题。它成为中国主导世界经济走向的新起点,也给中国展示其雄厚经济实力的机会。例如中国在2014年发起,而在2016年开业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总部设在北京,目前已有77个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成为会员。其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而中国为确保成功先投下500亿美元筹建亚投行。而在2016年开业时,中国又发放5000万美元支持较不发达的成员国,展开基础建设项目。在这方面,中国将持股30.34%,即认缴额为297.804亿美元,印度和俄罗斯分别为7.5%5.9%
在计划中,亚投行希望也相信在将来将会增至188个成员,而其法定资本也将从1000亿美元,提升至1750亿美元乃至2230亿美元。
除了“亚投行”外,中国也设立了“丝路基金”,首期资本金是100亿美元,目前资金已增至400亿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参加成为会员国的澳洲(只派产业合作中心首席执行官董谨及其他普通代表参加)、印度及新加坡未派代表参加。或者它们缺席的理由不尽相同,但忝为会员国而不参与,倒耐人寻味。
根据所知,澳洲政府经过辩论后,决定不参加一带一路活动,因为它看不到对澳洲的好处,也不会在澳洲增加中国的投资,当然澳洲的冷态度和对中国的政治意图表示警惕,也是受到美国的立场所影响。
美国特朗普总统在峰会之前邀请习近平主席到访而多少解开中美的心结。尽管到目前为止美国并没有参加亚投行,但也派出一支官方队伍与席,显示了中美关系有机会改善。反倒是欧盟多个国家领袖也低调和不参加峰会,虽然它们已经参加“亚投行”成为会员。
日本虽有派代表参加(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也向习近平表达贺意和日相安倍晋三邀请访问日本,但日本始终对中国抱有敌意,它不参加“亚投行”是预料中事,但它与中国在高铁投标上的竞争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它所代表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也不会让“亚投行”专美。
由于美国与日本绑在一起,又拉拢印度加入反华合唱团,也就让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945年)掀起的冷战也触及美国通过盟友向中国进行封锁政策,直到70年代尼克逊总统访华后(1972年),才逐步地拆掉“包围中国”的政策。
还有两个国家也是一唱一和向中国展示军力。印度和新加坡的领导人除了缺席一带一路的峰会外,也在南中国海举行为期七天的印新军事演习(反潜演习)(518日至25日)。其目的也把中国视为假想敌,因此对一带一路不感兴趣。不过让人费解的是,它们为何要加入“亚投行”?
其实印度与中国的关系无法亲近肇因于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印度在吃了亏后,双方停战,直到今天(55年后)也没有再起战争,但印度视中国为其“对手”,也反映了其不甘示弱的态度。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认为中国与巴基斯坦走得太近,威胁了印度的安全。
例如巴基斯坦与印度的矛盾与冲突也促成巴国倾向中国,以克制印度造成的威胁。为此中国与巴基斯坦成立了“经济走廊”作为长期合作的计划。它们是通过“中巴经济”走廊来强化巴国全境的基建,总耗资约需5000亿美元,从建设公路、铁路、港口、机场到油管乃至现代化农业生产与促进工业的成长等,这也倒过来加快新疆的发展,因为中国也需要一个发展中的新疆来稳定民心和遏制“东突恐怖分子”的兴风作浪。
这条从南到北的交通网(长达3000公里)直达新疆的地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已取得巴国瓜达尔港的操作权,为期43年。同时从伊朗穿过巴国到中国的油管将由中国资助完成。
虽然中国的建设计划也跨过印巴争议中的领土(克什米尔),但中方是绕走巴方控制的地区,印度至为不满,认为中国“侵犯”其“领土权”。
此外中国也已在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建立海运港口,总造价为361百万美元,中国出资85%,租赁期99年。通过巴基斯坦及斯里兰卡的援助,基本上可以减除印度带来的威胁。
在这方面,中国也对印新的联合军演在其门口(南海)深表不满,认为是抱有政治目的。
另外一个国家新加坡虽然一向以来被认为是亲美的国家,但中国在80年代起通过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而一度将新加坡视为学习的榜样,派了大量的高级公务员参加学习,以提高学问和管理知识。但在千禧年后,中国减少派送官员前来学习了;尤其是在2009年已故李光耀资政吁请美国重返亚太,以平衡军力后,也使到中国有所不悦。乃至李光耀在2015年逝世后,新加坡的政策并未有太大的改变,也就促使中国向马来西亚拉近,以便通过马来西亚来减少对新加坡的依赖。
其中最明显的是在巴生港口扩建,而后有高铁通向东南亚,以便将来由南中国海可直接进入马境的铁道直达巴生港(世界第12大港)或通过巴生运送各类物品至东海岸(耗资550亿令吉)(中国作出贷款)。
同时中国也支助马六甲打造皇京港,耗资300亿令吉,内中也有港口和补给维修站,或让中国的油槽船可在马六甲维修或补给而后直达南中国海。这样一来,就相对减少在新加坡的停泊补给。
有人说中国近三年来不断地改造马来西亚,包括在柔佛建依斯干达区(森林城市)是对着新加坡,以成为大马的“深圳”。
从这样看来,马来西亚将会成为第二个巴基斯坦,且与中国建立起新的纽带和相互尊重主权和互惠互利的经济合作。
既然澳洲、日本、新加坡、台湾乃至香港(官方热衷,民间反应不热)不与一带一路起舞,或将会继唱与中国不同的声调。除非彼此都能意识到利益相通,而做出改变。正如尼克逊(1972年访华)改变世界格局那样的“惊天动地”。这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刊登于2017年6月5日《光华日报》

1.6.17

恐袭重心移向东南亚?(直挂云帆)

最近以来,东南亚国家相继发生恐袭武装战斗和恐袭事件,其中之一是525日发生在菲律宾棉兰老岛的马拉威市的枪战中,前后有46人被击毙,除了13名军警殉职外,另31名恐怖分子被打死,包括两名大马人。差不多在同一天,印尼雅加达一座繁忙的巴士站附近发生连环自杀式恐袭事件,造成510伤。
无独有偶,英国的曼彻斯特的一场盛大的演唱会也在前一天(24日)遭遇恐怖分子袭击,酿成22人死亡,59人受伤。
这三宗悲剧的肇事者都归咎于所谓的“伊斯兰国”(IS)。因此反恐又成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因为自从2001年的“911”事件后(美国两栋大厦被撞毁,夺走2977人命),恐袭案件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在各大城乡相继发生,几乎令人防不胜防。例如2002年在印尼巴厘岛发生的两起恐袭悲剧,酿202人死亡。2003年俄罗斯车臣的政府大厦被炸毁,共有70人死亡,200余人受伤。
2003年,印度孟买发生两起爆炸案,致52人死亡及167人受伤。
2003年,伊拉克南部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地纳杰夫阿里清真寺发生爆炸,100人死亡及200人受伤。2003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两座犹太教堂遭汽车炸弹撞毁,有25人死亡及300人受伤。
即便美国在“911”事件后号召全世界一起进行反恐、打恐和灭恐斗争/战争,但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反而因为美国先后于2001年杪及2003年摧毁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后,在匆促中成立了所谓的“民选政府”,而留下后患无穷。
其实整个祸端因于1948年的以色列立国,在阿拉伯国家连吃败仗后,激起阿拉伯国家出现较为极端的组织,例如一个命名为“真主党”的组织在黎巴嫩成立(1982年),它支持巴人的斗争,因而与叙利亚的“伊斯兰圣战”(Islamic Jihad)及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哈马斯组织(Hamas)(1987年)并肩作战,一度被标签为恐怖组织。
另一方面,在1979年苏军明目张胆地入侵阿富汗,也就出现打“圣战”的人前往阿富汗与苏军展开游击战,其中一人就是后来成为恐怖大亨的奥沙马宾拉登(沙地阿拉伯人)。
当苏军在1989年撤出阿富汗前夕,奥沙马宾拉登在阿富汗设立基地组织,被称为阿盖达(al-Queda)的恐怖组织。
较后,奥沙马又协助塔利班在阿富汗夺取政权。当苏军走后出现的政治真空,很快被塔利班(首领是奥尔马)夺取了政权(1996年)。
但是当美国在2001年扫荡塔利班政权和取缔基地组织后并没有将恐怖组织连根拔起,以致基地组织化整为零,期待东山再起。
2011年,奥沙马匿藏在巴基斯坦的地点被美国发现后乃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将奥沙马击毙。正当美国在为奥沙马之死拍掌“庆贺”之际,一场颜色革命在阿拉伯吹起,称之为“阿拉伯之春”。它在2011年在突尼斯爆发抗议运动,把独裁政权拉下马,继后埃及、利比亚、亚丁等国也相继陷入“寒冬”的春天,弄得政权不稳而民不聊生。
为展示阿拉伯之春是失败的理念,一个比阿盖达更极端的组织出现了。在2013年,阿盖达组织联合其他宗教组织成立了“伊拉克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the Levant)(ISIL),也被称为“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in Iraq and al-Sham)(ISIS)。
2014629日,由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领导的组织又宣布易名为“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IS)。伊斯兰国占领了伊拉克的摩苏尔,并煽动逊尼派武装反抗伊拉克努里·马利基政府(由什叶派掌控政权)(在萨达姆时期,他是以逊尼派统治伊拉克)。紧接着,伊斯兰国也在叙利亚北部城市拉卡(Raqqa)的周边地区建立“首都”。
根据统计,“伊斯兰国”从伊拉克部队收缴了大批武器和炸药,而且资金充足,通过伊拉克和叙利亚走私石油,每日收益200万美元,已累积超过20亿美元。
为了扩大影响力,从2015年到2017年,这个恐怖组织已在法国、比利时、英国、瑞典进行残暴的恐袭,最近更在东南亚起事。
除了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恐怖组织外,菲律宾又发现一个新组织,即被称为“马巫德”集团(Maute Group)的恐怖组织。这个组织被菲律宾列为“外来的侵略者”,其骨干成员有来自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及新加坡等。
令人震惊的是,这个组织是由两兄弟阿都拉及奥马所组成,他们原先是菲律宾的警察,曾卷入毒品非法勾当。
有了钱之后,他们便四处招募成员,直到今天这个组织联同阿布沙耶夫也成了“伊斯兰国”(IS)的成员。
因此军事分析认为,如果“回教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受到压制和紧缩下,就会将东南亚当成另一个恐袭核心。
另一方面,东南亚还存在着一个与恐怖活动有关的组织“回教祈祷权”,1940年在印尼创立时,称之为“回教之家”,1985年这批成员为逃避苏哈多的追捕,进入马来西亚。在苏哈多倒台后,他们又回到印尼。这些成员都曾到过阿富汗参与对抗苏军的战争,与奥沙马关系密切。
2001年,回教祈祷权(Jemaah Islamiyah)的著名领袖韩巴里(Hambali)被逮捕,他被形容为“东方的奥沙马宾拉登”,可见其头脑精明,因为被视为奥沙马的亲信,韩巴里目前仍被关在古巴的关达那摩湾的美军监狱中。
另一位被形容为新加坡祈祷团头目的马士沙拉末(Mas Selamat)是出生于印尼的新加坡人,他在2008年从新加坡监狱逃逸,直到2009年才在大马被捉,送回新加坡坐牢。这位领袖曾与韩巴里策划要持劫飞机,但未能成功。
来到今天,这位新星人物马末阿末博士是极可能成为“伊斯兰国”的新领导人。他曾任马来亚大学讲师。菲律宾政府相信他仍匿藏在菲律宾的马拉威市内。目前他听命于阿布沙耶夫头目依尼诺哈比伦(Isnilon Hapilon)(51岁)的领导。据闻依尼诺已受重伤,很快将会把棒子交给马末阿末(Dr. Mahmud Ahmad)(39岁),前者是菲律宾人;后者是马来西亚人。他是马来西亚见到就捉的人物,但仍未找到他的藏身之处。如果这位人物将成为“伊斯兰国”东南亚头目,马来西亚人民就有必要提高警惕了。

刊登于2017年6月1日《东方日报》